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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就在于他“碑”
中有“帖”
。
晚清时期的书家，虽然主观上尊碑抑帖，但在书法实践中往往碑帖兼顾。
像沈曾植，当时他正处在碑学昌盛的时代，他的书法不仅从碑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而且还涉猎章草，融会碑帖。
因此，他的书法在晚清极具代表性。
这样的发展格局，促使了清末书坛在继唐、宋之后，再次形成高峰。
（二）晚清碑学崛起的原因
尚碑之风从乾隆、嘉庆时期的初兴，到晚清时期地位真正确立，其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二。
一是由于清代中期以来学者畏慑于文字狱，大都转向考据。
书家也多沉浸于碑、碣、墓志、石幢、造像、瓦当、钟鼎、甲骨、简牍、秦玺、汉印等大量的考古发现中。
这些珍贵文物的发现和出土，使书坛为之震惊。
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即激发了他们从中汲取古代书法营养的兴趣，并赋予了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为书学发展开启了新契机。
到了晚清强烈的政治因素又直接渗入到碑学之中。
康有为就曾把鼓吹碑学，融进了自己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理想中，他说：“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
[4]他所攻击的帖学和萎靡的书风，实际上是当时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意识。
因此，前者在考据中间接地发掘了碑学书法的价值，后者则把书法的变革与社会变革融为一体。
以此，在相互影响中促进了碑学的形成和书法的发展。
（三）晚清碑派诸家的书法面貌
晚清碑派书体风格丰富多彩，有直取北碑书风的，也有刻意追求金石气息的；有以篆、隶为创作对象的，也有以碑法入行书或兼容帖派风格的。
总之，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构成了晚清时期强大的碑派阵容。
这一时期崇尚汉隶、北碑书风的有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诸家。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官至翰林院编修。
其于经学、说文、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才学广博。
他幼年学书从晋、唐入帖，于《黄庭经》、《小字麻姑山仙坛记》用力至深。
后宗法颜真卿，得其精髓。
晚年多作篆隶。
他非常重视北碑的笔法，一生根柢于此，自题张黑女志诗说：“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
认为魏碑笔法源于汉隶，主张应从汉碑中汲取营养。
他复研北碑、篆、隶、行草，并融会贯通。
他的书法用笔，早年秀润畅达，中年渐趋老成，其笔意纵逸超迈，晚年用笔颤动，有金石笔趣。
他在晚清碑学一系中，行书成就最大，同时，在金文、大篆书法领域，也多有成就。
赵之谦篆书照
康有为的书法意态宽博，风神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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