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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朴思想的复杂性在其长篇小说《孽海花》中有着全面的反映。
《孽海花》共35回，由曾朴和其好友金天翮共同完成。
小说以曾出使俄、德等国的大臣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同治初年到戊戌变法前夕这30年清王朝在政治、外交及社会各方面的动**情况，揭露了晚清腐败的政治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唤醒人们认识当时存在的严重的社会危机。
与其他谴责小说不同的是，《孽海花》在政治倾向上是赞同革命的，它对清政府的批判更为强烈和深刻，并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慈禧等最高统治者，敢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思想。
但遗憾的是，小说的政治倾向性有时十分模糊，对于人物的褒贬令人难以把握，再加上小说中过多的逸闻艳情，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孽海花》在结构上有一些特色。
全书若断若续的手法，既受了《儒林外史》等小说的影响，又有所突破。
它不是单线发展，而是盘曲回旋，时放时收，东西交错，不离中心。
这种对结构的重视，同作者熟悉西洋小说不无关系。
但由于《孽海花》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因而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不够细致，缺乏生动鲜明的典型形象。
曾朴写的小说《孽海花》
此期小说的繁荣，是“小说界革命”
带来的成果，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必须指出，这种繁荣只是表现在数量上，在质量上却没有什么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
多数小说虽然突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范围，纳入了广泛的社会题材，并对社会现实有所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思想水平上很少能超过资产阶级改良派，更有的还跳不出洋务派“中体西用”
论的樊篱。
在写作上，由于“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梁启超等人从功利主义出发，过分地宣扬小说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了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仅仅把小说作为政治的传声筒，许多小说虽然对传统的讽刺手法、白描手法有所继承，但往往“笔无藏锋”
，用极度夸张甚至漫画化的手法来代替典型的塑造，以致流于轻薄而失去真实性。
它们大体上是顺应时俗之作，与现实政治、大众需求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缺乏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深刻思考；它们普遍注重故事性，忽视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在小说艺术方面没有取得多大成就。
因此，这一阶段小说的繁荣，只能算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小说界革命”
的经验和教训，对小说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产生了一批新型的小说理论家，其中较重要的有黄人、徐念慈、王钟麒等。
他们的小说理论文章多数发表在黄人主编的《小说林》上，故有“小说林派”
之称。
他们首先恰当地论述了小说的性质、地位与作用，摆正了社会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因果关系。
在此之前，梁启超等人为了改变人们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他们不适当地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忽视了小说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功能，给当时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
针对这种理论上的偏颇，革命派小说理论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最精彩的议论，就是批评改良派只把小说当作宣传政治的工具、从而抹杀小说的美学特征的错误做法。
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也明确指出：“小说固不足以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
认为社会生活是小说创作的基础和源泉，这种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他们在正确阐述社会生活对小说的制约与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小说对社会和人生的积极影响。
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指出，小说是普及爱国思想、宣扬救亡图存的最有效的工具，因而他要求作家要“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
，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其次，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借鉴西方种种流派的主张，对小说创作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
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集中介绍了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理论，第一次从美学高度阐明小说的功用和特征，认为小说是“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最上乘者”
，小说创作要高于生活，要描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满足的理想愿望和美感追求；认为小说要想给人以“美之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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