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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散文已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而改变的唯一方向就是要造就一种趋向“言文合一”
的通俗文体，这也正是这次文体革命运动的基本主张。
在创作实践中，梁启超逐渐实现了这一目标。
他在报刊上写过大量“言文合一”
的政论文和杂文，这就是他所竭力探索的“新文体”
。
这种新体散文大量出现在报章上，特别是《新民丛报》上，所以又称“报章体”
或“新民体”
。
关于“新文体”
的特点，梁启超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
自是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条理明畅，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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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新文体在内容上敢于突破传统的樊篱，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信笔所至，毫无禁忌；语言上通俗流畅，洒脱无拘，大胆使用俚语、韵语和外国新名词，使读者耳目一新；结构上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风格上笔锋锐利，感情充沛，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与肃敛晦奥的桐城派古文相比，这种文体确实具备了许多新的特征。
梁启超的散文创作全面反映了上述特点。
他的散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而且选题“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野心的揭露；（2）对封建社会腐朽制度及思想文化的批判；（3）对维新变法及新民说的宣传。
这些内容正是当时中国人所最关切的问题，因而每一文出，都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其重要散文如《少年中国说》《变法通议》《呵旁观者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说》等，都能体现他的政治主张。
这些文章直抒胸臆，大声疾呼，感情饱满，议论纵横，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与桐城文的无病呻吟、空洞无物形成了鲜明对照。
梁启超的散文语言形式灵活多样，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都能运用自如。
他特别主张散文语言的平易畅达，致力于一种让妇孺庶民均能读懂的新语体。
在行文当中，根据表达的需要，时骈时散，且杂以俚语、韵语和外来语，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深奥的问题浅显化，从而使文章更加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他还受骈文的影响，喜用对偶和排比句式。
为了说理的透彻，不避重复，不惜笔墨，在关键之处反复强调，大肆渲染，使文章具有**、不可阻遏的气势，代表着中国近代散文创作的新水平。
梁启超的散文与桐城古文相比，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称得上是一次大解放。
它完全抛弃了桐城派的义法，走上了一条自由化、通俗化的道路，给近代文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的过渡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文学的功利主义出发，更加重视散文的宣传和鼓动作用，要求散文能够成为战斗的武器。
这种主张集中体现在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文中。
作者在文中首先揭示了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适以堕吾事实。”
革命事业要想成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宣传工具。
他还认为，革命文学要想达到鼓动群众、感染群众的目的，就不能采用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而要创造出一种“跳踉博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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