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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兼文学家。
他的散文创作是他从事维新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起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作用，他的散文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散偶结合，文笔晓畅，感情丰富，气势磅礴，具有巨大的鼓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传颂一时的《强学会序》、著名的“公车上书”
（《上清帝第二书》）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他的政论文敢于直陈时弊，大胆建言，见识卓越，议论深刻，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政治眼光。
他的游记散文语言通俗畅达，描写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这些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已不见桐城派清规戒律的踪影，实际上已成为梁启超“新文体”
的先导。
谭嗣同的散文创作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他早年颇喜桐城文章，并刻意学习数年。
后来他渐渐看到桐城派的拟古风气和形式主义对文人的束缚，于是转而学习魏晋文和骈文。
他有意打破古文和骈文之间的界限，主张散文的语言应该骈散合一，应该吸取骈文在气势方面的特长。
他的散文气势雄浑，感情充沛，汪洋恣肆，辞藻华美，带有明显的魏晋文的特色。
维新变法期间，谭嗣同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开始提倡文体解放，大力颂扬“报章体”
。
他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突出强调报章文体的重要性，对于推进散文自身的解放和革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所写的报章体之作，大都气势充沛，笔锋犀利，语言质朴晓畅，条理井然有序，论述逻辑性强，时而杂以俚语、新名词和外国译语，完全打破了桐城文“义理”
和“雅洁”
的樊篱，使文章显得清新活泼，富有朝气。
像他的《论湘粤铁路之益》《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等，都是报章体的名篇。
谭嗣同在报章体方面的努力和他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为后来“新文体”
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启超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宣传者，同时也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之一。
在其政治改革活动中，梁启超始终没有忘记使用文学这一重要宣传工具。
为了使文学更好地适应宣传新思想的需要，他对几种主要的文学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等口号，成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
在散文革新方面，梁启超做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主编《时务报》时，他就倡导一种面向现实、干预时政的文风，主张文章必须以国人最关注的内容为题材。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在《夏威夷游记》中，他又明确提出“文界革命”
的口号，掀起了文体革命的新浪潮。
为了扫清“文界革命”
道路上的障碍，梁启超对八股时文和桐城古文进行了有力批判。
他认为八股文只不过是替圣贤立言的工具，根本不能表达作者的思想，也不符合创作的规律，应该予以彻底摒弃。
对于桐城文，梁启超也素不喜爱，认为桐城古文因袭矫揉，无所取材，空疏虚浮，无益社会，拘于义理，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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