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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妇女解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认识到“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
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
[85]而铸造国民母的方法，就是“断绝其劣根性，而后回复其固有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
[86]基于民主革命的需要，许多革命志士成为妇女解放的同情者和宣传者。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
[87]的呼吁；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提出了“兴女学，培植根”
“禁缠足，敝俗矫匡”
[88]的主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把男女平权作为民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倡导的。
他的民权思想是要用共和制取代专制政体，让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
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他指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叔伯兄弟诸姑姐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
[89]明确了男女平等的必然性。
在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为之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妇女的法令。
对于女子参政问题，孙中山态度极为明朗，最先表示“中华女子有完全参政权”
。
当女子参政权被参政院否决无可挽回之时，孙中山仍坚定不移地表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
[90]说明他的男女平权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
可以说孙中山的妇女解放观深深地根植在他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之中，与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
作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标志，还应提到20世纪初出版的《女界钟》和《女论》这两部著作。
《女界钟》，金天翮著，大同书局1903年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中国论述妇女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提倡女权的著作。
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中国奴役女性的旧思想、旧制度，其宣传男女平等、男女并肩从事革命的观点，敲响了女界革命的警钟。
[91]在《女界钟》里，金天翮提出妇女应争取的权利有六种，即：求学权，交友权，营业权，掌握财产权，出入自由权，婚姻自主权，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
他还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妇女参政问题，认为妇女参政应包括“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
[92]两大任务，指出女权发达与否同国家民权昌盛程度分不开，驳斥了反对妇女参政的种种说法。
他还考察了婚姻形态的变化，指出一夫一妻制是历史的必然，“自由起而后平权立，平权立而后一夫一妻制行。”
[93]他提出“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
[94]的主张，以“爱国与救世”
为公德，号召妇女投身爱国运动，明确地把妇女解放同反清革命联系在一起，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女界钟》的主张带有妇女解放运动纲领的性质，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有积极影响。
另一部女权著作《女论》，作者为陈以益，1909年出版。
该书以人道主义和天赋人权为武器控诉中国妇女的苦难，以进化论的观点对妇女地位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论述妇女问题的重要性。
该书明确地指出改良社会的根本在于改不平等之社会为平等之社会。
不平等社会即“贱贵不平等，贫富不平等，男女亦不平等。”
作者认为女权是社会改良的基石，“世界之平和，必先改良社会，欲社会之改良，必先扶植女权。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女子在社会上无权，则社会安能改良”
？因此，提倡女权就要“革男尊女卑之恶习，去良妻贤母之劣性，养自由自立之精神，战平等平权之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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