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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轻“为”
等思想的影响。
似乎“多言多患”
，故不敢标新立异；“多事多败”
，故不敢实践；“孝子不登高”
，更不敢远离家庭而冒险探索。
这些传统观念，使民族形成“有暮气而无朝气”
的局面，缺少一种勇于竞争及冒险探索的民族精神。
出于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思想家们都特别强调培养并确立竞争进取观的重要性。
康有为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採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
[63]梁启超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
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
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
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也。”
[64]明确指出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谭嗣同提倡自由竞争的道德原则，并把这一原则用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主张民间资本可以自由开办各种工矿企业，并且允许企业之间自由竞争，国家不得干预。
他认为，创办工矿企业应以商办为主，“所谓商办，专主散利于民，绝非垄断于一二家和办可比。”
[65]他对“争”
的道德观给予热情赞颂，认为“竞争”
是富国利民的重要手段，是到达均平社会的途径。
只有“争”
，才能达到物质财产充裕，才能最终达到“均平”
。
因而，“竞争”
观也是谭嗣同社会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六、重商主义与功利主义伦理观
重商主义与功利主义伦理观也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新伦理观之一。
它的提倡显然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移植和渗透有关。
洋务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们曾经提倡重商主义伦理思想。
而维新思想家们不仅继承了其前人的重商主义价值观，而且还是“合理的利己”
论伦理观的积极提倡者。
维新派从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要求出发，揭露和批判了被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存天理去人欲”
“重义轻利”
等伦理道德观，提出了“合理的利己”
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
谭嗣同就从人性平等、人性人欲皆善的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出发，提出了带有自己独特性格和阶级属性的“崇奢黜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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