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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维新派、革命派拥有新的思想武器，他们才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举“道德革命”
的旗帜，对封建旧道德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而批判最猛烈的是“三纲”
道德观念。
下面作分别叙述。
（一）对“君为臣纲”
的批判
“君为臣纲”
是“三纲”
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因而，它遭到的批判也最为集中。
维新派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把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他认为，在三纲五伦之中，“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10]他从要求“民权”
这一近代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忠君”
观念。
谭嗣同用“社会契约论”
的基本理论解释国家和君主的起源，以及君、臣、民三者之间的伦理关系。
他说：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君也者，为民为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
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
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11]
谭嗣同在这段文字中明确地指出，君主是由人民推举出来为百姓办事的人，所谓“君权神授”
纯属君主为维护君权而虚设，明确提出“废君权，兴民权”
的命题，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历史上“重民轻君”
“民本君末”
的社会伦理思想。
谭嗣同还批驳了“忠君”
“死节”
这一在封建制度下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可悖逆的道德准则。
他说，统治者将反对“忠君”
“死节”
等封建道德教条的言行视为“叛逆”
，并列于“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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