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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然晚于天主教，但其在华发展的速度并不比天主教逊色。
到1906年止，经过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的努力，共在中国建立教会82个，派遣传教士3832人，发展教徒共178251名。
[8]从总体上看，天主教影响的对象主要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下层，而基督教的多数差会和传教士则热衷于办报、办学、译书等文化事业，在士大夫阶层及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尽管基督教拥有的信徒比天主教少，但它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晚清时期，东正教的传播状况虽然落后于天主教和基督教，但仍然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东正教在华的发展一度处于迟滞状态。
在1860年以前的百余年间，含雅克萨俘虏的后裔在内，北京的东正教徒不过200人，加上北京以外的哈尔滨、张家口、天津、汉口等地的少数教徒，总数亦仅300多人。
这种情况直到1878年始发生变化。
是年，修士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率领第16届传道团来华。
鉴于东正教在华发展缓慢，弗拉维昂·高连茨基改变传道团主要参与俄国外交活动的方针，开始重视传教事务。
其教会及传教士在北京、内蒙、汉口等地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使这一教派得到迅速发展。
到1902年，我国境内建成的东正教教堂已有32所，信徒总数达5587人，仅北京就有教徒上千人，[9]是40年前的5倍。
晚清时期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宗教（含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内）扮演着外来意识形态和外来政治势力的双重角色，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
应该看到，鸦片战争以后的西教东渐，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就整体而言，西方教会执行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
当然这并不排除来华传教士中的一些人对中国是友善的，做了一些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事情。
把宗教视作侵略工具，利用宗教为侵略行径服务，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政策，并不以传教士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一般来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活动，首先是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再后是殖民地官员。
也就是说传教士被帝国主义分子视为侵略扩张的先头部队。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对来华教会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俄国第18届传教使团大司祭费古洛夫斯基·英诺肯提乙直言不讳地承认：“俄国传教使团的成员们乃是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传教使团的经费是由俄国政府供给的，训令是俄国政府下达的。
政府的意图是，通过传教士以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这是充分理解的。”
[10]不仅俄国如此，其他欧美国家也是这样。
殖民侵略政策就像魔影一样影响、支配着来华传教士的言行。
从明朝中后期来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西方传教士始终把对中国的精神征服放在首位。
利玛窦说过：“我们耶稣会同人依照本会成立的宗旨……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
[11]鸦片战争前多次对中国进行侦察的荷兰传教士郭士立（德籍）曾经发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2]无怪乎《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得知列强取得了更多的传教特权欣喜若狂地声称：“中国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
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13]他的这段自白真实地反映了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一般心态。
怎样对中国进行“精神征服”
呢？对于传教士来说，除了组建教会，发展教徒之外，就是通过办报、办学、编译图书等文化活动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以学证教”
是来华传教士采用的重要传教手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开始“师夷之长技”
，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传教士们便投其所好，重施“以学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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