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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情况而言，在学术基础、社会影响、实力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程朱理学占有很大优势。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已经渗透到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
由于科举考试题目主要从《四书》中挑选，所论内容也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则，这就迫使人们必须从初学阶段起诵读程朱的著述，接受其说。
另外，程朱理学还占据着书院的教育阵地，像湖南岳麓书院等学府，一直保持着讲习理学的学术传统，即使在考据学最风行的年代，这种治学传统也未改变。
由于这些原因，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一些讲求理学的学者，固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如福建的阴承方、孟超然；江苏的王懋竑、任瑷、朱泽沄；直隶的王植；陕西的孙景烈、刘绍攽；湖南的罗典；贵州的陈法等。
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以宏扬程朱理学为己任，与汉学分庭抗礼。
还要看到，乾嘉时代的汉学家并不全都对程朱理学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敌视态度。
戴震、章学诚等固然激烈排宋，而惠栋、江永等人则主张兴汉学而不废宋学，这就在学术营垒中给宋学留下了一定的斡旋空间。
嘉道年间，程朱理学出现了“复兴”
的迹象，在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区域性的理学群体，突出的地区有3个，即关中地区、皖南地区和湖湘地区。
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的发源地。
讲求理学的风气在关中学者群中代代相传。
嘉道时，关中倡导理学的代表人物有李元春、路德等人。
李元春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
他注重分辨学术上的是非，尊崇朱子之学为正学，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为俗学。
他带出众多弟子，能传其学者有贺瑞麟、杨树椿等人，都是同光时期关中倡导理学的后劲人物。
理学在安徽地区的发展主要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
桐城派虽然是一个文学派别，但恪守孔孟程朱的“道统”
。
反对汉学对宋学的排斥。
其代表人物姚鼐主张“义理”
“考据”
“辞章”
三种学术一体多用，并行不悖。
姚鼐的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等，都是活跃在道光、咸丰时期力倡理学的著名学者。
尤其是方东树写的《汉学商兑》，全面而尖刻地抨击汉学，为程朱理学的振兴鸣锣开道，使延绵于清代学界多年的汉宋之争出现了新变化，开始了宋学对汉学的反击，改变了宋学在汉宋对峙中的守势地位。
湖南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最活跃的一个区域。
以岳麓书院为首的湖湘书院讲堂，大都比较重视传习理学，并从中培养出一批崇儒卫道的文人学士。
湖南理学士人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义理与经世相结合。
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就教诸生明习时务，嘉道年间的能臣严如熤就出于其门下。
贺长龄在魏源的协助下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强调恪守孔孟程朱之学和学以致用的原则，体现了“义理经济”
合一的精神。
这部书在湖南士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时间，“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6]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理学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湘籍理学大师唐鉴曾在1841年任太常寺卿，一些向慕理学的京官从其就读。
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窦垿、邵懿辰等人，在北京的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理学群体。
这些人在后来几乎都成为咸同时期理学“中兴”
的骨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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