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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的发展进步问题，《汉书》中似乎没有太明白的表述。
但说它的基本思想倾向是重今略古的却没有什么问题。
班固把文、景时期与周代成、康之时并提，认为宣帝中兴可以“侔德殷宗、周宣”
[65]，甚至评价汉朝“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
[66]，可以说明当今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班固还对复古倒退的思想及行为进行了批判，这在《王莽传》中反映得最为集中。
天人关系讨论的实际上是历史动力问题，这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中心论题。
班固对此表现出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他认为天人之间的感应是存在的。
在《汉书》中他宣扬了君权神授、谴告说以至五行灾异等神学迷信学说。
另一方面他又对过分宣扬这些学说表示出保留、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阐发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在天人关系中，班固经常表现出人事重于天道的思想意向。
《汉书》中用很多史实论证了修德以胜天道的观点，这与人定胜天的思想相比虽然有很大距离，但它已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放到了重要地位，在天人感应之说甚嚣尘上之时，是很不容易的。
《汉书》中有时还把天意与民心看作一个统一体。
“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
[67]，“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
[68]，都把渺茫难知的天意具体化为民意，天意变成了空壳，民意成为它的具体内涵。
这种对天与民的折衷处理，把落脚点放到民心上，体现的仍是重人事思想。
班固所说的天，有时指的是势或时。
对于王莽篡汉他所讲的天时，对于刘邦帝业之兴他所讲的时势，指的都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一种事件发展倾向或趋势。
这其实接触到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汉书》对天人关系的回答中，最有价值的是它对求仙祭祀和谶纬符命的批判。
《汉书·郊祀志》继承《史记·封禅书》的批判精神，对秦始皇、汉武帝所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愚蠢、可笑作了揭露。
在志的最后，班固还引用谷永之言进行总结：“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
在迷信思潮乌烟瘴气之时，这是指点迷津的药石之言。
《汉书》对谶纬符命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在东汉初谶纬符命活动搞得沸沸扬扬之时，班固以王莽为靶子，借助历史武器对它的骗人真相进行揭发批判，起到了警醒人心，教育民众的作用，成为当时反神学思潮的一部分。
《汉书》中还有很可贵的重民思想。
书中把合民心作为历史活动的目的和评价历史行为或政策措施的标准。
在封建政治中抓住了关键环节，显示了班固历史见解的深刻。
这个观点与人道主义有些接近，与唯物史观还有一定差距，但在以神性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它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班固还认为民心关乎国家盛衰，这又把重民看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这是班固通过历史研究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显示出《汉书》中蕴藏的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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