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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第二年，秦始皇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坑儒”
事件。
方士侯生、卢生指责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狂妄暴戾，专意任用刑狱之吏，施行重刑杀戮政策，使满朝文武百官畏威而不敢直言进谏。
侯生、卢生的抨击使秦始皇大为恼怒，于是下令御史审问，以致罗织罪名者达460多人，皆坑杀于咸阳。
“坑儒”
与“焚书”
本没有直接联系，也不具有政策性意义，但由于是发生在焚书禁学之后，而且又是针对读书之人，故而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客观上成为秦代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体现。
随着“焚书”
“坑儒”
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教育领域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政策也逐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法为教”
是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这一基本国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它由商鞅、韩非提出，经李斯宣扬而正式实施。
秦依仗严酷刑法治国，立法与执法的任务繁重，因此就将皇朝的法令条文作为教育的内容，使教育直接为秦皇朝的政治统治服务，使人们明白和遵守法令，这对于巩固刚建立的政治是有利的。
但“以法为教”
不仅将矛头指向儒学，还指向诸子百家。
其直接结果是取缔了战国时期按照学术自由原则建立起来的私学，并严禁“游宦”
，防止任何形式的求师访友等教育、学术活动，将春秋战国时期游说讲学之风彻底扼杀。
这对学术发展与文化交流极为不利。
而且，“以法为教”
使秦皇朝的教育内容基本限于学习法令条文，忽视甚至有意地排斥其他知识的学习。
这样的教育，不利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科学的发展，也是秦皇朝文化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表现。
与“以法为教”
相辅相成的是“以吏为师”
，焚书坑儒，禁百家之言，只学法令。
所谓“以吏为师”
，就是直接向官吏做私从学徒，学习法律。
从文献记载看，秦代“以吏为师”
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比如汉初河南守吴公，就曾师事李斯。
[6]秦二世胡亥幼时，赵高就以“通于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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