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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79]意思是，人不能做好事都是被“利”
害了。
所以，君子都羞于谈利，谈利都感到羞耻，何况占着利还要追求利呢？在刘向的心目中，利是败坏道德的腐蚀剂，当然与义是对立的。
东汉时，班固主张统治者应教民“贵谊（义）而贱利”
，以义教民，使之不趋于利，他说：“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
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80]这与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主张颇为相合。
东汉中期的王符，在义利观上也是主张取义而舍利的，他说：“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
[81]从古到今，从天子到老百姓，好利都要灭亡，好义都会成名。
在王符看来，义利是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
他列举历史上像周厉王一类好利的君王，认为他们“皆以货自亡，用财自灭”
[82]，都是由于贪财才灭亡的。
所以，后来的统治者都应吸取教训，要“遏利”
，限制自己贪财欲利之心。
王充的义利观很有特点，他引用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来说明人的善恶行为，不在人的本性，而在于物质条件的好坏。
“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
，“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
[83]物质丰富有助于人们行义为善，否则自身不保，即使有善心也不会有善行。
王充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出自天性，但他同时又指出，能以礼、义约束自己求利的欲望，使之归于正道，便是君子；相反，逾礼犯义，便是小人。
他说：“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
君子耐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
循道则无祸。
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得苟佞，苟佞则有罪。”
[84]
汉末仲长统对义利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灾流行时，开仓济穷，就是义举。
自己衣食有余，能布施他人，利就转化成了义。
所谓“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
[85]如果不管百姓死活，拼命为个人、家庭或小圈子而搜刮民脂民膏，这种贪利必然导致大不义，最终会害人害己。
仲长统所论义利的转化，颇有辩证法色彩。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人们在对待义利问题时，继承了先秦孔孟思想中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
但同时，由于不同的人们在谈论义利问题时出发点不同，义与利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来。
同时，由于大汉皇朝喜动利兴功，因此这一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开始对功利给予了极大重视，司马迁、王充、仲长统等人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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