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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董仲舒认识到，利，也就是所谓物质生活，关系到社会的治乱。
他指出，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已受大（大利），又取小（小利）”
，盘剥贫寒小民以攫取微利，“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
，这是造成“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
的重要原因。
[67]况且“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68]，统治者暴虐百姓，贫苦百姓“穷急愁苦”
，以致“不乐生”
、“不避死”
、“不避罪”
，以暴力反抗贪官苛政，这便是“乱之所从生”
的原因。
因此，董仲舒从物质生活入手，提出将物质利益“度而调均之”
的“调均”
思想。
所谓“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69]董仲舒所谓调均，就是取长补短，取富济贫，使富的人足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不至于骄横，使贫穷人可以勉强生活下去而不至于忧愁。
这样也就上下安定了。
董仲舒的调均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绝对平等，而是承认贫富贵贱的差别，但反对差别过分扩大，以致两极分化。
董仲舒反对争个人之利，即私利。
上面提到的董氏所论证的“利”
，都指私利而言。
对于公利，董仲舒是颇为重视的，指出圣人以“为天下兴利”
为要务。
他说：“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
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
……量势立权，因事制义。
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
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
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
……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
……则百官勤职，争进其功。”
[70]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此“善”
即为天下兴利除害。
董仲舒还认为人君应以“爱利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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