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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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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义利问题成为许多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
而义利观念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理论阐发到实际操作，从国家治理到个人修养，随处可见义利观的影子。
先秦思想家对义利问题已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说，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义利观的取舍标准。
秦汉时期，人们在继承先秦思想家义利观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对义利问题的各种看法，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吕不韦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其中就提到以义治国的问题，书中说：“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
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
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
[61]义是善，是一种道德价值，是超越物质价值的。
义所达到、所蕴含的不是感性的功利目的，而是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是超功利的。
如果君王治理国家，能引导民众趋义，国家必然大治。
西汉初年，陆贾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指出“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
[62]，主张“先道而后利”
。
并把主于义还是主于利当作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乱，贤者以义相治。
《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
’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63]陆贾没有把义、利对立起来，认为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重义者为君子贤者，重利者为小人愚者。
这显然是先秦重义轻利、君子小人之别的继续。
西汉中期，董仲舒又提出了颇具特色的义利观。
他认为，人天生就有好义和欲利两种心理，因为义和利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都是人生所需要的：义可以养心，利可以养身。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
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
[64]
心跟身比较，心比身重要，所以充实人们精神生活的义要比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利重要。
历史上像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等人，都是深明大义而物质生活却极其贫苦的，别人羡慕他们的行为，他们也感到很乐观，精神是充实的。
相反，有一些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却不施行仁义，甚至大行不义。
他们虽然物质上很丰富，但是精神上却是空虚的。
由于他们干的坏事多，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愁，总之，他们都不能快乐地活到老。
经过这么一番论证，董仲舒认为，“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65]，即以培养道义精神作为养生的根本。
通过把握道义，理解人生的价值所在，有了超越个人功利际遇的崇高境界，虽身处贫贱，也能以其行为为荣。
所以，“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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