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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玄成等44人认为高祖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
太上皇、惠帝、文帝、景帝庙皆亲尽宜毁。
并于太祖庙中依古礼序昭穆。
韦玄成等人所议引起了一场争论，车骑将军许嘉等29人认为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应立帝者太宗之庙。
廷尉尹忠则认为武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应立世宗之庙。
众人意见不一，元帝不知所从。
一年后，又诏议迭毁。
韦玄成等提出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与宣帝是祖孙，皆为昭。
皇考庙亲未尽。
太上皇、惠帝皆亲尽，宜毁。
这一提议得到元帝许可。
汉哀帝时，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53人再次提出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
后虽有贤君，也不能与祖宗并列。
因此，武帝虽有功业，其庙亲尽亦宜毁。
但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则认为武帝庙不宜毁。
哀帝同意刘歆等人的看法。
其后，王莽以复兴西周古制为名，策动了对汉家郊庙制度的全面改革。
将自元帝以来时议时毁的宗庙禘袷之礼付诸实施。
根据“祖有功，宗有德”
的原则，确立庙主及昭穆之序。
想恢复西周古制。
自元帝时兴起的宗庙迭毁之议，是以西周庙制为标准的，有浓重的复古意味，很多是胶柱鼓瑟之论。
秦汉时期，宗法下移，随着春秋战国以来世卿世禄分封制的破坏，与之相协调的以大小宗法为原则的严格等级的宗庙祭祀制当然也就相应地有了变化。
当时，无论是天子，还是庶人，都采取了墓祭的方式。
王充曾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
[16]，汉天子宗庙不建在京师而建在陵墓附近，就是明证。
墓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反映宗子的主祭权，不区分大小宗之别，使宗法活动更加广泛化。
这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仅仅以西周古礼相衡量，当然会生出种种议论。
对于汉代祖宗之制的变化，班固倒有较为通达的看法，他说：“祖宗之制因时施宜”
，对于元帝以后诸儒对宗庙之制的纷纭不定的看法，班固觉得这是因为“礼文缺微，古今异制”
所致[17]，绝不能执一偏之词而成定论。
三、以孝治天下
和制朝仪、论宗庙一样，汉代特别重视孝道。
“汉以孝治天下”
，孝的观念对汉代人间伦理及社会政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孝在汉代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汉初，承秦之弊，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为了免蹈亡秦覆辙，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汉代统治者在各方面都作了努力。
其中孝便是汉代统治者对汉代社会伦理所进行的理论设计。
汉初思想家受《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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