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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秦虽以法治国，然议定宗庙制度，却是儒家的做法。
官吏是国家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为保证新建立的一统国家千万世地统治下去，秦代对官吏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进行了规定。
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凡为吏之道”
，“严刚毋暴”
，“宽裕忠信，和平毋怨”
，“慈下勿陵，敬上勿犯”
，“施而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
，“有严不治”
。
这当中有慈下敬上，对最高统治者绝对服从的要求，又有宽以临下的规定。
是一种德刑并施，宽猛相济的吏治之道。
这些伦理规定与法家严刑重罚的思想很不一致。
而且，简文还要求官吏“刚能柔、仁能忍”
，“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
，这简直就与孔子安贫乐道、儒家修身言论如出一辙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秦始皇初年，儒生博士能够参与议政，如议禅仪、议分封等等，这就势必将儒家的一些学说带入到秦的政治伦理观念中，二是任何一种学说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受其他学说的影响，秦固然是以法治国，提倡严刑重罚，但儒、墨思想对法治都有渗透。
这就势必使这些思想在某些方面过多地显露出来。
对于家庭伦理，秦有更加详尽的规定，甚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颇有一些特色。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来看，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同等的，妻子在家庭中处于被统治地位，但因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少，加之商鞅变法后在家庭中实行连坐法，妻与夫有同等的告奸权利，这就使秦的妇女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像后来夫妻关系中完全处于被宰制的地位。
在夫妻纠纷上，秦法保证妻子的人身权利，即使“妻悍”
，丈夫也无权任意“殴笞之”
，如果殴妻致伤，就要与殴伤常人同等论罪，处以耐刑。
在夫妻婚姻关系方面，秦律规定，凡是履行了登记手续、经官府承认的合法婚姻中，妻子不能抛弃丈夫，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未经官府认可的非法婚姻，妻子有权私自离去。
妻子在丈夫死后，如原生有子女，则必须抚养，不得改嫁。
所谓“有子而嫁，背死不贞”
[7]。
而那些没有生儿育女的寡妇则有权改嫁。
丈夫有抛弃妻子的权利，但必须经过官府同意，否则要以违法论处，《法律答问》规定：“弃妻不书，赀二甲。”
意思是说，男子未申报官方而擅自去妻，要受惩处。
在家财所有权上，如妻子事先告发犯罪的丈夫，妻才能保住自己的“媵臣妾、衣器”
不被没收。
如果妻子犯罪，丈夫与此无涉，则“妻媵臣妾、衣器”
要被视为丈夫的财产而“畀夫”
。
如果丈夫犯罪，妻子虽未参与，甚或事先进行告发，也要负一定责任。
从秦律规定可以看出，秦代夫权思想较为浓厚，但妻子仍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和后来“三纲”
规定下的绝对服从是有差别的。
尽管这些都是法律条文，但所体现的却是秦代人们心目中的夫妻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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