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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古文经学在平帝和王莽时期骤然热了起来。
刘歆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了学官，又找出了《乐经》，也立于学官。
他还增设博士与博士弟子，每经博士5人，六经共30人，每一博士领360弟子，共10800博士弟子。
东汉初的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描述武帝到西汉末经学的繁盛景象，并指出其出现的偏差及原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对于西汉的经学，蒋伯潜、蒋祖怡父子作了较精到的评论：“西汉诸儒承秦始皇焚禁之后，传授群经，加以整理，致力于章句训诂，使群经得复昌盛，其有功于经学诚不可没，且重在‘微言大义’，颇能兼义理、训诂之长。
虽司马谈已有‘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的批评，但比之后来‘碎义逃难’的章句小儒，徒以繁博见长，使人丁年穷经，皓首不能终其业者，终觉稍胜一筹。
而武帝以后迄于元成，为经学全盛时代，亦是很昭著的事实。
且所传之经都是今文，虽说解各有派别，各守师法，而于本经则并无怀疑。
后世所以称经学为‘汉学’者，正因经学至西汉始能确立的缘故。”
[8]
东汉光武帝刘秀重视经术，政权初建，“（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
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明帝、章帝父子皆重儒学。
明帝尝于飨射礼毕，正坐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
此语显系夸大其词，但其盛况恐怕也是空前的。
明帝还为功臣及部分贵族子弟另立校舍，授以儒学，“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
因此，史臣有“（儒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之叹。
章帝建初四年（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五经异同。
会议进行了几个月，章帝亲临裁决、指导。
班固将会议结果整理出来，形成封建社会法典性文献——《白虎通义》。
会后，“又诏高才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
从安帝到东汉灭亡，儒学虽偶而振作，但衰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
’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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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东汉经学与西汉有些不同。
一是古文经学地位上升，逐渐达到与今文经学抗衡，甚至越居其上的地步，汉末又出现今古文混合的趋势；二是与谶纬结合形成风气，《白虎通义》可算是以谶纬杂经学的代表作；三是兼通诸经的学者增多，如许慎有五经无双之誉，郑玄遍注群经，这样的事例在西汉并不多见；四是西汉经师文尚简朴，研究经书注重大义，多口说流传，不太重视著述，东汉经师文多泛滥，研究经书注重训诂，解经之作大量问世；五是西汉经师传业弟子多至千人者，已为极盛，东汉经师则弟子达万人者，屡见不鲜。
上述变化，从表面上看东汉经学是更加繁荣兴盛了，可深入分析就会看出，经学已出现了诸多虚脱的征兆，正依盛极而衰的法则，一步步走上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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