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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奏疏得到武帝批准，实施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6]。
这是一个改变汉政权文化走向和政府人员构成的带根本性的政策，实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嚆矢。
战国时，出现了博士这一文化官职，当时的详情不得而知。
秦始皇有博士70人，已如前述。
陈胜的张楚政权和刘邦称帝前，都设有博士官，其职能大概是以学术备朝中顾问或因习礼而掌朝廷礼仪等事务。
文景时期汉朝已步入平稳发展阶段，文帝和景帝都很重视文化建设。
此时朝中的博士多了起来，据说文帝有博士70余人。
从阴阳家公孙臣以言汉为士德而拜为博士来看，文帝博士的性质与秦始皇时相近，也是兼掌各门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了治《诗》、《书》、《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的博士。
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老术，因此经生以至博士官都不得进用，仅为备员，可治《诗》、《书》、《春秋》及《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经学博士毕竟仍在活动。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罢传记百家语诸家之学。
由此，战国以来的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博士只掌管学术事业，一般不再参议朝政；二，其他学术均被排斥出去，只有儒家的经学立为官学，取得独尊地位；三，改变各博士需兼通诸经或诸家学术的做法，每经设博士，由专人传习，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博士，专守其学。
顾颉刚先生评论：“从此以后，博士始专向儒家和经学方面走去，把始皇时的博士之业‘《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了。
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使得此后博士的执掌不为‘通古今’而为‘作经师’。
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
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
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
[7]此言很有见地。
博士收有弟子，大概初始即然，叔孙通便有弟子百余人。
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数量随之减少。
根据公孙弘的建议，博士弟子定员为50人，由太常从18岁以上仪表行为端正的人中选拔，每年考试一次，通一经者，可补文学掌故之缺，成绩特别好的，可以选做郎中。
看来经师虽专守一经，弟子却要兼习诸经，并没有某弟子专从某师习某经的规定。
武帝之后，博士和博士弟子的数量都在逐渐增加。
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诗》已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一家，《礼》为后氏，《易》为杨氏，《春秋》为公羊家。
宣帝时，《书》又立大夏侯、小夏侯二家，《易》又立施、孟、梁丘三家，《礼》立大戴、小戴二家，《春秋》立穀梁家。
元帝时，复立京氏《易》。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博士弟子增为百人。
宣帝末年，增至二百。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蠲免赋役，后又设弟子员千人，郡国中设置五经百石卒史。
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布衣尚且养徒3000人，现国家太学中的人数反而比孔子少，于是增弟子员达3000人。
平帝时王莽秉政，准许元士之子受业如弟子，不限名额。
每年取考试中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
宣帝时曾于石渠阁召开经学会议，讨论五经异同。
这次会议使开始激化的经学各派的矛盾有所缓解。
将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立为博士，就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王莽的学术顾问刘歆是古文大师（关于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请见第三章第四节）。
王莽托古改制，利用了经古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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