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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来便重视人类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和改变的。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
和“具有独特的特征的”
所谓社会。
“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35]
缘是可知，欲理解中国文化史，注意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文化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但其分期应有其自身的根据，而不能强求与政治史或经济史相一致。
固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是，此种反映绝非径情直遂的，而是通过复杂的中介层面实现的。
因之，二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以为政治经济是第一性的，文化是第二性，是政治经济的派生物。
事实上，文化自身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
从人类历史上看，精神文明并不总是与物质文明同步。
如古希腊的生产力并不发达，但却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在欧洲历史上，德国曾长期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这并不影响她时常占据欧洲文化交响乐团中第一提琴手的位置。
同样，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童年，物质文明水平不高，但它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巨人辈出的黄金时代；宋代国势孱弱，但人多公认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
陈寅恪甚至这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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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当考虑到以下几种因素：
其一，中外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广泛吸纳了域外文化，其中尤其是东汉后传入的印度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而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更是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促使其解纽、转型和近代化。
中国文化的发展包含着外来文化的基因，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内驱力，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
其二，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
汉唐之际中国文化进入了发舒的重要时期，其间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大融合，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故陈寅恪曾反复强调指出：必须明白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
[37]。
实则，与言中国中古以后的文化史，也依然不容忽视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这只须指出蒙古族与满族曾先后入主中原，分别建立了元朝与清朝，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源起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其三，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具有独特特征的所谓社会，即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形态，如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
文化的发展虽然并不总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但是，归根结底，文化的发展又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即一定的文化形态适应于所由产生的一定的社会形态。
所以，有所谓古代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等的分际。
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唯物论的观点。
缘此，从文化的性质和中外文化关系的发展态势上，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史曾有以下两种长时段的分期：
（1）自远古迄西周[38]，属古代社会的文化；自西周迄明清，属封建社会的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迄新中国成立，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近代文化。
（2）自远古迄汉代，是为中国文化独立形成与发展的时期；自汉代迄明末，是为中国文化积极吸纳域外文化，尤其是印度佛教，从而使自身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时期；自明末迄新中国建立前，是为西方文化渐次传入，中西文化相激相**终相融合和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时期。
[39]
上述两种分期，视角不同，实质是一致的，即都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发展，但略显疏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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