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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个体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并且珍视这种基础的道德教育才可能不是对个体生活进行灌输的道德教育。
这意味着道德教育的生活性。
我们的道德教育传统乃是以道德价值与相应规范的绝对化,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德教育内容的经典化为核心,具体说来,就是以“三纲五常”
为价值规范核心、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育内容的教化体系。
进入现代以来,传统教化体系解体,但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又重新树立起了新的绝对化的道德价值规范与经典化的道德教育内容,忽视个体的实际生活,个体置身教育情景之中,所需要的只是听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生活中的“重要他人”
的话,而不是表达自己的生活境遇与生活意愿,以求得教育双方的相互理解。
这意味着,在今天,没有对道德教育价值理念的绝对性的适当消解与悬置,就不可能有可能生活境遇的凸显,也不可能有对个体实际生存状况的深入理解。
人对人的理解,意味着都把双方摆在人的地位之上,“人既不是野兽,也不是天使”
,这意味着教化双方的相互宽容,意味着承认个体道德上的有限性,从而以充分的宽容与信任去激励个体追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但又不会因为自我现实人格的欠缺而自惭形秽,在能意识到自身的欠缺的同时又能以积极的心态去努力完善自我人格。
人对人的理解,不是神对人的理解,更不是人对神的理解。
这意味着道德教育的宽容性,从功能而言之,乃是道德教育的有限性,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万能的道德教育是十分可怕的。
恰恰我们的道德教育传统有着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教化传统,把道德泛化,并上升到社会事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道德实体化、人生化,使道德成为个体人生的唯一依据,也使得社会给出的伦理价值标准成为裁决个体人生实践的唯一依凭,所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朱熹);把道德价值标准绝对化,所谓“三纲五常”
;知识人倾向于把个人自视为道德真理与道德价值的拥有者与代言人,“以一己之心为万民之心,以个体生命承担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命运”
(刘小枫),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把价值上的“应该”
等同于现实中的“必然”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朱熹);对个体道德属性充满幻想,“人皆可以为尧舜,此心此道,与尧舜不异”
,忽视个体道德生存的社会基础。
“他们基本不愿意考虑现实世界的各种因素,也不愿意考虑实际的个人情感,非常极端地把‘道’作为普遍真理绝对化,把‘性’当作基本人性而否定‘情’,把儒学当作思想世界的唯一真理而排斥一切异端,把‘社会秩序’当作唯一优先而且至高无上的合理性否定其他任何政治选择的合理性”
,“将一种类似‘乌托邦’的理想化思想,当作普遍适用的思想”
(葛兆光)。
尽管我们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道德教育体系已不复存在,但道德理想主义的教育品质依然存留,并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把道德泛化,以德代法,把人性理想化,人为地设定高蹈的教育理想等,这在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实践中还经常可见。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反思道德理想主义,养成一种对社会发展、对历史目的、对道德理想、对个体的冷静、辨证的思维方式,承认人、世界的不完善性,实实在在地关切个体作为现代性国民的基本道德品质的生成,关切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当权利、利益,提升全体国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的义务,不以德代法,发育现代公民道德品质生长生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空间,实实在在地重视个体的正当意愿,重视个性的自由、独立、平等,培育、发挥个体的自主性、创造性于实际的社会生活之中,使个体不再只是某种驯服的工具和被动的螺丝钉,并彻底消解传统在此方面的强大惰性,在今天比在近代任何时期更加重要。
惟其如此,我们的道德教育才真正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才可能成为人对人的教育,立足于现代性之上的人对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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