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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要求随从弟子像禅者那样打坐，还学习禅宗向修行者提出“公案”
（议题）、尝试回答的办法。
如预先提出问题，他和弟子们分别准备答案，在讨论会上讨论。
这实际上近似于一种集体的专题研讨会。
所谓“会辅”
，就是设讲席集中听讲者进行轮流讲解、集体阅读等。
所谓“道话”
，是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浅显地向听讲者讲说先哲的名言和民间谚语、故事等，从中启发听讲者对心学主张的认识与信从。
石田梅岩当时是以“会辅”
的讲授法为中心，采取了以上灵活的方式讲学，适应了城市商人、手工业者闲暇少而文化水平低的状况，与历来的寺院说教和孔庙的儒家讲释相比，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
新的教学方式加上热情的献身精神及通俗新颖的讲解内容，逐渐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听众。
石田梅岩于1738年扩充私塾，并前往大阪等地讲学，影响逐渐扩大。
石田梅岩的著名弟子手岛堵庵（1718—1786）和中泽道二（1725—1803）等，是18世纪后期推广石门心学的主将。
他们在教学方法上更主要的是采用吸引听众的“道话”
进行劝导，以致“道话”
成了心学的代名词。
同时，他们又创作或采用含有教训意义的诗歌、摇篮曲等材料和散发纪念品的方法，使心学主张能更加容易地流行开来。
1760年至1786年的20多年中，心学波及14个藩，建立了22个心学讲舍；宣讲对象也扩大到儿童、妇女，以及农民和武士。
18世纪末，中泽道二以江户为中心积极活动，使心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1803年，中泽道二去世时，心学讲舍已达81所，扩展到40余藩了。
18世纪的心学教化活动，以新颖的社会教育方式广泛传播了富有近代意义的商人思想。
心学推行者们关于社会教育的意义、方式方法上的新认识和新做法，是从江户时代普通日本人当中独立产生出来的教育创新，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心学进入19世纪以后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推动江户后期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向明治维新过渡的重要力量之一。
不过，心学教化运动同时也将肯定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安分守己的机能主义的社会分工思想传播开来，所以在当时幕府及各藩重视教育教化的氛围下，它也受到了当权者的默许，这大约也是心学教育得以流传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18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中确然出现了近乎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尤其是关于士庶教育平等的观点，关于儿童天性及相应教育的主张，注重实学的要求，对学校教育体系的设想以及教育研究思想方法的转变等，显得格外突出。
不过，教育思想上的种种进步也像18世纪日本整个思想界、学术界所具有的启蒙倾向一样，尽管在形式上与明治初年的“第二次思想启蒙”
有某些酷似之处（例如，提议广建学校、普及教育等），但相比之下，其局限性却更为严重。
这些新的倾向作为一种主导行为方式的思想，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学者或为数不多的学校范围内；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在那时还只是靠手抄流传，其思想传播范围的局限可想而知。
然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引起新思想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城市商人本身，是由寄生于封建制度上的商业资本造成的。
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在商人及其思想代言人的身上必然留有深深的印迹。
因此，新的思想不经历一定时日的变化过程，是不可能脱出旧胎而占据上风的。
所谓“学问之道，以信圣人为先”
（荻生徂徕《辩名》）[31]等就是思想局限的突出表现。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中期（江户末）才有所转变。
经历过几十年的酝酿和西方思想的撞击，学者之外的多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国民意识加强，平等、自由、注重实际的要求普遍强烈，代表新兴势力的政治力量也增强到了足以推翻幕府统治的程度，因而形成迥异于18世纪的更为广泛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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