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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那么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男生和女生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t=0.34，p=0.732），即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是，不论男生还是女生，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都低于非留守儿童。
可见，“留守”
对不同性别儿童的影响结果是相同的，都会导致儿童主观幸福感降低。
表3-5不同性别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3.年级、留守时间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个年级的儿童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差异（F＝0.93，p=0.425）。
按照父母外出打工时间长短把留守时间分为三类：1年以下、2～4年和5年及以上，考查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表3-6显示了不同留守时间的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得分。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F＝1.50，p=0.225），说明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影响。
表3-6三类留守时间下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得分
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表3-7显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三类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
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相关达到统计上的显著，二者正相关，但双亲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
说明与父母一方或双方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对幸福的感知和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是有关系的，而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对幸福的感知和家庭经济条件关系不大。
表3-7三类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p＜0.001。
结合本研究的分析我们发现，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虽然是三类儿童中最高的，但其主观幸福感却是三类儿童中最低的；对于父母中只有一方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三类儿童中最低的，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显著高于双亲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同样，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非留守儿童，尽管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低于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这说明虽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但并不能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就会觉得更幸福，尤其是在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中，与父母分离对这些儿童的消极影响似乎远远大于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经济上的改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的对象是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幸福的感知更多的来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同伴交往，如果家里不是特别困难，他们还不会太关注家庭经济条件。
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造成家庭残缺不全，这些孩子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非留守儿童所没有的困难，所以，尽管双亲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非留守儿童，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相应提高。
（六）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1.生活事件对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的影响
以量化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考查留守烦恼对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的影响。
以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为因变量，以农村儿童普遍存在的日常烦恼、积极事件，以及留守日常烦恼的得分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同时，对非留守儿童，以农村儿童普遍存在的日常烦恼、积极事件为预测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3-8所示。
生活压力事件能够导致个体产生抑郁的情绪，而积极事件能够缓冲这种抑郁情绪。
由结果可知，回归方程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支持上述观点。
同时对于非留守儿童，影响他们抑郁水平的主要是日常烦恼和积极事件；而对于留守儿童，能够提高他们抑郁水平的还有留守带来的特定烦恼。
并且，一般日常烦恼对留守儿童抑郁的预测作用小于非留守儿童。
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儿童面临着日常烦恼与留守烦恼带来的双重压力，相比之下，留守烦恼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他们受到的影响也会更加深刻。
也就是说，对于留守儿童，留守带来的压力事件似乎“冲淡”
了日常烦恼带来的影响。
表3-8日常生活事件对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的预测作用
注：*表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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