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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是希特勒关于群众之人性的观点了，格调或许不高，不过，它是否错误呢？
由果子可以知树。
而关于人性的一种理论，倘能启发极其有效的统治手段，那么它至少还是有点真理的因子吧。
在一个小团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若能自由交流，则能激发美德与才智，可也会激发罪孽和愚蠢。
但是当煽动家刺激着他的受害者走向行动时，他所吁求的乃是没心没肺，所倚赖的则是道德上的低能。
没心没肺和道德低能，并非是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而是作为群众之一员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这两者本不存在于人的属性中，而是“群体毒药”
发作的症状。
在全世界所有高级宗教中，拯救与教化都是针对个人的。
天国其实存于个人之精神，而非存在于群众的集体性的丧智状态之中。
两三人并处，则耶稣承诺现身。
若成千上万人皆中了“群体毒药”
，互相皆迷狂，耶稣焉能显灵？在纳粹统治之下，庞大的人群被迫花费巨量时间，组成密集的行列，前进前进，从此处到彼处，然后再从彼处到此处。
“命令全体民众不停行进，似乎只是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是许久之后，”
赫尔曼·劳施宁又说，“才发现原来此种活动含义微妙，其理论基础是精准的调节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需知，行进活动转移了人们的思想，最终杀死思想。
它终结了个人的存在感。
它好比不可或缺的魔棒，在其指挥之下，群众便逐渐适应一种机械的、准仪式性的活动，直到它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
就其观点和选择执行他那恐怖事业的程度而言，希特勒对人性的判断完全正确。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视男男女女为个人，而不是群众或严酷集体中的成员——的人来说，希特勒似乎大错特错。
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趋势不断加速的时代，在大众传媒宣传手段越发高妙的今日，我们如何来维护人性的正直，并重申个人的价值？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追问，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获得有用的答案。
倘若再过一代人，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已经太迟了。
在未来社会那令人窒息的集体氛围中，甚至连追问这个问题或许都不再可能。
（1）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是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战犯，因其承担了自己的道德责任，被称为“道歉的纳粹”
而免于死刑。
但关于他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真实作用，至今存疑。
（2）老大哥，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
（3）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
，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
希特勒自杀后，戈培尔毒杀自己的六个孩子后自杀。
（4）阿伦·布洛克（AlanBullock，1914—2004），英国知名历史学家，著有《希特勒：一个独裁政权的研究》（Hitler:AStudyinTyranny）一书。
（5）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Rausg，1887—1982），德国人，曾短期加入纳粹，后立刻脱离，并逃离德国，从此开始公开批评纳粹政权。
（6）耶稣会（TheSocietyofJesus，简写S.J.），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
（7）奥托·斯特拉瑟（OttoStrasser，1897—1974），德国政客、纳粹党员。
因反对希特勒的战略观点，1930年被逐出纳粹党。
（8）麦迪逊大道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自20世纪初开始成为广告业中心，常常被用作广告业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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