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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洪峰的《奔丧》和《瀚海》，在文本的历史追溯中几乎全部以人与人的混乱关系以及性的强力来搭建人物关系结构。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几乎用了一个道德被遗弃的题材，不加任何评判地讲述一个落井下石的抢劫故事。
事件中的行为者是冰冷而木讷的，唯一试图的拯救，还以失败告终。
这样的例子很多，虽然一些先锋小说不涉及道德问题，但很多涉及善与恶、美与丑的小说文本，依旧不提供道德判断的标准，这使得价值在文本中缺位，后现代意味的零度描写，被引入了一个道德“零度”
极端。
另一方面，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上，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手法往往使整个文本成为个人心理的流动，对人的表现，尤其是对人的内心感受的表现的放大，导致太过于追求瞬间的感受和意向，让人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自由自觉”
的光泽，转而沉浸在没有边际的意识旋涡中。
就像残雪的《山顶上的小屋》《黑眼睛》，虽然作者找到了潜意识的入口，对人的意识进行表现，但是潜意识与“显意识”
的关系始终缺席。
显意识中的善念和恶念，自由与恐惧并没有实现叙述的差别，一切都是含混在一起的。
人被本质化为意识的流动，而背离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属性。
人的终极价值在文本中没有实现的预兆和指向。
所以，当文学被先锋小说仅仅塑造成文本的形式，文艺与人的关系也就意味着边缘化。
文学失去了道德诉求和终极价值指向，文学就只是文本而已，这一点，是异化的根源。
有人的异化势必存在着人的复归，这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是文学史的辩证统一。
这种回归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找到回声。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中，对人与文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揭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中最为重要的人学思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中，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27）我们把这种类特性总结为“自由自觉”
。
自由，必须回到人的地位上。
自由，是人的自由，是“关注文艺与人的关系，他们是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去考察文学艺术，并以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文艺研究与文艺批评的终极目的与评判标准”
（28）。
对人的回归的理解，80年代，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论界对文学的认知态度上。
尤其是80年代，学术界对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
》的讨论，进一步夯实了新时代以“人的复归”
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理论构架。
1979年，蒋孔阳先生的《谈文艺批评中的艺术标准》发表，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文艺批评的四条重要标准，即：“形象的生动性和典型性”
“感情的真实性和真挚性”
“形式的完美性和独创性”
“美学的感染性和愉悦性。”
（29）此文与《文学是人学》遥相呼应，呼吁人的主体地位。
1979年，《上海文学》又组织了文学“工具论”
的大讨论，出现了影响巨大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由此，“文学是人学”
深入人心，关于人道主义、人学、人本主义的讨论陆续展开，由批评界发起的、整个文学艺术界广泛认同的、文学向人的回归开始在文学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人的本质回归，人的价值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展现，人更具有人的本质意义。
在批评界，追问人性本质、追索人文关怀是整个时代文学艺术批评的最重要的价值基础。
这种作用的正面效果一直持续到今天，文学批评中针对文学艺术对人与“自然、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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