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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小说文本彻底地颠覆了现实主义文学规范这个创作的“中心观念”
。
其次是二元对立，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指出：“每一方面之所以各有其自身的存在，乃由于它不是它的对方，同时，每一方面均借对方而反映其自身，只由于对方的存在而保持其自身的存在。”
（22）这种对立的作用在于证明自身本质的存在。
而这种对自身本质的确定，又是后现代主义所摒弃的。
所谓反精英、反讽，追求拼贴复制，更多的是对自身本质的一种消解，或者说，是对通过对立确证而成立的自身本质的消解。
先锋小说作家的反省不在于意念上的反抗，而是用一种让意念在文本中表现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文化诉求。
先锋小说很少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典型”
，没有典型环境（宏大叙事），也没有典型人物（高大全红光亮），甚至有时候连环境和人物都不能完整存在，只是碎片般地游离于文本叙述的表面。
如苏童的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蒋氏干瘦发黑的胴体在诞生生命的前后变得丰硕美丽，像一株被日光放大的野**尽情燃烧”
（23）。
如果干瘦和丰硕是对立的，那么用于同一主体就显得难以成立，如果日光放大了野菊，他就应该是绽放而不是燃烧。
所以，这个文本叙述虽然有相对立的言语，但是却构不成本质的确证，不仅如此，这还让本质更加迷离，就像人飘忽不定的意识状态。
这种现象得到了当时评论界（知识精英）的一些支持，吴亮先生就曾高举过《向先锋派致敬》的大旗声援先锋文学，他说先锋文学“有着比日常的实用世界及其法则更重要的有价值的事物，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恰恰相反，它是不可直接触摸的，仅存在于人的不倦想象以及永无止境的文字表达之中”
（24）。
这种支持构成了文化危机中的反省，因为知识精英们开始用理性的反思来把握文化危机中的失范和冲突，从而更清楚地把握了文化危机，把握了所谓的历史。
关于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人的异化与人的复归。
关于异化，词根来源为拉丁语alius，表示“其他”
之意，alienus表示归属他人他地。
所以，异化的基本意思是“导致疏离或成为其他”
（25），体现在先锋小说出现的80年代，这种文化上的“疏离”
和“成为其他”
是非常明显的表征。
所谓疏离，是一种对于文学本质的游离，成了一种本质对象化的“不全是”
又“不全不是”
的中间状态。
这是文化危机下先锋小说作家的内部原因造成的，也就是80年代后期崛起的创作群落所“具有历史的晚生感、艺术的迟到感、文化上的颓败感”
（26），体现在先锋小说的文本中，表现为文本呈现的“不是历史的体验，而是历史的想象；不是文艺思想的创造，而是文学形式的模仿；不是文学史的胜利者，而是某种意义的失败者”
。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先锋对形式的过度追求，使得大部分文本都在“人的发现”
与“人的表现”
上做文章，过度重视人的感受、碎片化的诗意、模糊的叙述圈套和叙述主体的反复切换，而没有投入应有的精力在“人与文艺”
的关系上做思考，没有力图通过文学艺术实现对人的“道德诉求和终极关怀”
。
这使得后来先锋小说进入了一种形式的困境，无从破解。
但之所以说是异化，还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先锋小说甚至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一方面，在道德诉求的范畴上，很多先锋小说并不主动追求文本的道德意义，似乎把道德也当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去反对、去逃避，并且，有的直接拿道德下手，敲打着道德的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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