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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设身处地地感受着父亲的曲折和委屈。
父亲在遭受欺凌的时候，“我”
的内心在流血、情感在沸腾。
美国当代小说家卡佛曾说：“一个作家的工作，不是去提供答案和结论。
如果故事本身能回答它自己……这就足够了。”
（3）写实主义的情感零度理论，并不适合于评价这部小说中“我”
的情感倾向性。
因为正是通过“我”
的情感倾向性，作家暴露了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重建乡土伦理的企图。
“我”
同时又是父亲人生的观察者，是乡土社会的观察者，父亲、母亲以及小叔们，也就是我的父老乡邻们，他们在城乡二元的社会里遭受歧视，饱经饥饿，以及政治动**的折腾，他们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甚至为了活下去而不顾亲情互相倾轧。
“我”
虽然对父母、乡邻们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又无可奈何。
我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因为年幼而无法改善父亲的境遇，就是作为一个后置的叙述者，无力回返到历史生活的现场，去干预当时的生活流程，而只能默默地叙述。
而这种无奈的沉默在场者的角色，无疑加重了“我”
的自我谴责情绪，以及为这种情绪所裹挟后而进行的具有几分夸张的倾向性话语。
但是，“我”
的身份，既是父亲的儿子和小说中的角色主体，同时又是一个旁观者。
理性的、冷静的观照和叙述，是“我”
的责任。
作为一个叙述者，也作为一个儿子，“我”
虽然同情父亲的遭遇，但却并不认同他的牺牲精神和“为他”
主义的价值观念。
所以，在新时代到来后，“我”
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父亲的叛逆者，远离了乡土，虽然“我”
的叛逆与小叔有着质的不同。
“我”
对故乡的情感是复杂的。
父亲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而“我”
这一代已然为新的城市文明所激**，因此，不能不离开故乡、离开父亲，去拥抱新的、父亲未曾体验过的生活。
正是父亲的被“我”
审视的处境，让“我”
产生了惺惺相惜后的出走愿望，和摆脱父亲相似处境和命运的渴望。
而这难道不就是小叔一直做着的并已经实现了的人生梦想吗？！
至此，我不能不佩服一位民间哲人的诡诈，他说：“在殊途同归之前，不必着急。
我们正活在各自的宿命里，然后朝着某个共同的结局从容前进。”
（4）
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
作者让叙述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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