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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精神本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2]王夫之：《宋论》卷七《哲宗一》，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4页。
[3]《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4页。
[4]《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5]《论语》第七《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6]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7]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8]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9]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全唐诗》卷七百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77页。
[10]这里涉及的有关论点，采自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引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1]郭湜：《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120页。
[12]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
，邓之诚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133页。
[13]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13页。
[14]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胡仲彬聚众”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3页。
[15]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16]本节有关宋元讲史的部分阐述，参考了程毅中所著《宋元话本》一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
[17]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2页。
旧说有认为此传中提到的《兔园册》系唐初虞世南所撰，恐系讹传，不取。
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04页。
[18]王令：《十七史蒙求》卷首《十七史蒙求序》，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
[19]《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页。
[20]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21]《礼记》卷二十九《玉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73～1474页。
[2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23]韩婴：《韩诗外传》卷七第八章，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
[24]《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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