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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
[48]吴缜说的“信史”
，包括了事实、详略、褒贬等一些明确的标准，其中所谓“不谬”
、“无疑”
、“莫敢轻议”
虽难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论上对“信史”
提出明确的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史学上之信史原则逐步形成的趋势。
应当看到，这种信史原则的萌生、形成和确认，同史家的角色意识和史学的求真精神有直接的联系，它是角色意识的发展，又必须通过求真精神反映出来。
换言之，没有史家的角色意识，便不可能萌生出史家对于信史的要求；而如果没有史学的求真精神，那么信史原则必将成为空话。
可以认为，从“书法不隐”
到“实事求是”
，贯穿其间的便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信史原则和对于信史的不断追求。
（二）关于功能信念
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家的经世致用目的，也有贯穿其间的共同认识，即确信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国语·楚语上》记有申叔时论教导太子的长篇谈话，从申叔时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史学教育功能的认识。
这种认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唐代的史学家、政治家提出了关于史学功能的比较全面的认识。
唐太宗在讲到史学的功用时，极为感慨地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49]史家刘知幾分析了竹帛与史官的作用后，总结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50]清人浦起龙在解释这段文字时，反复注曰“析出有史之功用”
、“总括其功用”
。
可见，他是深得刘知幾论史的要旨的。
唐代以下，论史学功能的学人更多了，如胡三省论史以载道，王夫之论史学的治身、治世，顾炎武论史学与培育人才，龚自珍论史家的“善入”
、“善出”
、“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并倡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等等。
其间，都贯穿着对史学之社会功能的确认和信念。
可见，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借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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