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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修《晋书》以“恢谐小辩”
或“神鬼怪物”
入史。
这些，都是就具体的史书分别提出批评的，其是非得失，姑且不论。
若从比较普遍的情况来看，刘知幾认为造成采撰失误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
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和门阀观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伪”
而“定为实录”
。
二是轻信“讹言”
和“传闻”
，或事同说异，“是非无定”
。
三是时间因素的影响：“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这是从地域的因素、门第的因素、传闻异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说明史家应当慎于采撰。
刘知幾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这比刘勰提出的“述远则诬矫”
、“记近则回邪”
的批评思想更丰富了，在批评的原则上也更明确了。
而《史通·曲笔》所论，可以说是对“记近则回邪”
之批评原则的直接发展。
刘勰的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忧虑：“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史通·采撰》的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忠告：摒弃“违理”
、“损实”
之说而“善思”
于“异辞疑事”
。
这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史家采撰，必须重事实而贵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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