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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出“爱奇”
之心,“记近”
而囿于“世情利害”
,这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是史家之大忌。
因此,刘勰尖锐地,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严肃史家,还不断受到后人的批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中也产生了新的弊端。
刘勰所尖锐批评的“录远”
以至“诬矫”
、“记近”
而生“回邪”
的史学现象,正是这种弊端的反映。
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这个批评更加理论化了,同时也更加具体化了。
刘知幾引证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
[59]的话,说明“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只有“博雅君子”
,才能“补其遗逸”
,指出“采撰”
是史家应当慎重对待的问题。
同时他又指出,自古以来,“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是优秀史家的必经之途。
如左丘明的“博”
而“洽闻”
,司马迁、班固的“雅”
能“取信”
,正是他们采撰的成功之处。
这里,包含着刘知幾对于采撰原则的辩证认识。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下,文献渐多,史籍繁富,好处是“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流弊是“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
刘知幾举出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
、皇甫谧《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
,又列举实例批评范晔《后汉书》“朱紫不分”
、沈约《宋书》“好诬先代”
、魏收《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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