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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在这方面的见识，鲜为后世史家所继承和发展。
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尽管史学家一般都不会离开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范围，但或因时代的变化，或因史家所处环境的不同及史家器局上的差异，史家对功业高下的判断和道德规范的理解，往往会有歧异，并造成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
如司马迁评论秦始皇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215]他评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侯王，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216]。
他评论陈胜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217]又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218]这些都是极有见识的评价。
然而，班固是耻于以汉史“厕于秦、项之列”
[219]的，而刘知幾也不赞成司马迁对项羽、陈胜的评价[220]。
班固还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221]，由此可见，在道德标准的判断上，马、班可谓大相径庭。
又如史家之评价武则天，历来争议颇大。
唐代史官吴兢撰国史，列武则天为本纪。
唐德宗时，史官沈既济撰长篇奏议而非之，并建议把武则天写入皇后传，题为《则天顺圣武后》，“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222]。
看来唐代史家对此本有不同评价。
后晋时作《旧唐书》，仍以武则天为本纪，一方面说她有“奸人妒妇之恒态”
，一方面肯定她“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
[223]。
北宋时撰《新唐书》，对武则天既写入本纪，又列入后妃传，是取了一个两全的做法。
但欧阳修的评论，同前代史家相比，似有明显的不同：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
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
[224]
欧阳修的这一番评论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即所谓“著其大恶而不隐”
，跟孔子、司马迁、班固、吴兢、沈既济及《旧唐书》作者等人相比，都各有不同，是不好强为一说的。
总的说来，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从来都是历史评论中的一个繁难的问题，古往今来，它困扰着史学家们的撰述，也激发着史学家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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