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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汉高祖的历史功业。
对于吕后统治时期,司马迁在作总结性评价时,没有涉及吕后及诸吕的种种劣迹,而是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生产秩序来作评论,他写道:“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207]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惠帝、吕后事功的评价吧。
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论是意味深长的,他引用孔子的话加以发挥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
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
诚哉是言!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
呜呼,岂不仁哉!”
[208]他又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209]所谓“德至盛”
、“施大德”
,这是对汉文帝的“德”
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在这个评价中,也暗含着对汉武帝大行封禅的批评。
而司马迁对汉景帝本人,几乎没有作任何直接的评论。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评价本朝君主时,在历史认识上是严肃的,在评价方法上是有分寸的,堪称史家评价君主的典范。
这可以从班固、虞世南的相关评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帝王略论》这样评论班固对成、康与文、景的评价:
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
,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
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
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
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
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210]
班固竭力宣汉,故对文、景评价甚高。
虞世南则不然,他认为汉文帝几乎近于“王道”
,而汉景帝则不能与周康王相比,这跟司马迁的评价是很相近的。
这个比较证明,怎样看待历史人物,史家在认识上的差异和评价上的分寸,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这一方面给后人带来了困惑,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后人研究的兴味。
史家对君主功与德的一个突出方面进行评价的方法,也包括对失德君主的评价。
《帝王略论》在评价宋孝武帝、宋明帝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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