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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分别采用纪传体和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前者尊《史记》，后者崇《春秋》。
中国史学上的通史撰述，至中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成为这个时期史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趋势。
概括地说，这时期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体裁丰富，二是产生了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就。
兹将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据上表，只有姚康是中、晚唐之际的人，除其所撰《统史》成书于晚唐外，其余都是中唐时人，所撰各书，多成于德宗、宪宗两朝。
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贯通六朝历史的著作外，其余诸史多是贯通古今的通史。
如韩潭的《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
[100]。
如杜佑的《通典》，分为九门，“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
[101]。
如高峻《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
[102]，抄节历代史而成，间或也有述作，下限至于唐德宗、顺宗时期。
再如姚康《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
[103]。
以上四书，分别为传记体、典制体、纪传体、编年体，它们的共同特点则都是通史。
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里，能够在通史撰述方面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这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中唐史学出现重视撰述通史的趋势，乃是自南北朝以来、特别是隋朝和盛唐以来史学发展的结果。
至于中唐史家能够采用多种体裁来表现通史的撰述，也是跟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跟他们对史书体裁有过一番争论和反思相联系的。
[104]
中唐史家的通史著述对后来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从《通典》成为“十通”
之首，可以得到最有力的说明。
（五）历史笔记的勃兴
刘知幾《史通·杂述》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他说的“偏记小说”
，包含十项，其中“小录”
、“逸事”
、“琐言”
、“别传”
、“杂记”
等，似属于历史琐闻笔记一类的作品。
这类作品，是从秦汉以来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
。
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表现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
刘知幾的高明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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