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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这一撰述宗旨，颇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所推崇。
中唐时期，经世思想的产生不限于史学领域。
如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指出：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
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93]
这是他反复阐说自己撰述《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
从中不难看出，他极不满意那种“流于异端，莫切根要”
的地理之学，强调地理之学应着重研究“丘壤山川，攻守利害”
，以便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
元和十年（815年），文学家、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为太子属官，其间，他给元稹写了一封信，讨论诗歌的创作目的和社会作用。
信中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
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94]
这就是说，诗文的创作，应当密切结合当时的“时”
、“事”
。
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岂止一个白居易。
总体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现象。
一方面，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它要求史学家把从现实去考察历史与从历史来观察现实结合起来，即把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归宿。
另一方面，经世思想在当时已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学术文化中的潮流。
《通典》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又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为士君子所称”
[95]。
（四）通史撰述的复兴和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
在西汉皇朝盛世，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自东汉班固撰《汉书》，改通史为断代，此后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则风靡一时。
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这两部书都是通史，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
隋末，陆从典试图“续司马迁《史记》讫于隋”
[96]，但他并未实现这个著述计划。
这表明，从南北朝至隋，一些政治家、史学家，还是希望在撰述通史方面能够获得新的成就。
盛唐史学家中，不少人都有一种通变的历史观念。
李延寿撰《南中》、《北史》180卷，“以拟司马迁《史记》”
[97]。
睿宗、玄宗时人韩琬曾撰《续史记》130卷[98]，可惜其书已佚。
而萧颖士则“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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