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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以建设新的“话语系统”
来代替传统意义的哲学为使命。
罗蒂所倡导的哲学作为文化批判与人类经验各种形式的对话，如他自己所说，主要是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所提供的“手段”
而进行的。
这种作为哲学在文化层面上的自我批判的“第五种对话”
，在罗蒂和德里达的“消解游戏”
中，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二）把人文因素注入理论思维前提批判
现代西方哲学的文化批判，就其深层的哲学意义说，是把人文因素注入了理论思维前提的反思，从而拓展了辩证法的理论内容，从一个侧面深化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近代以来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理性反思，包括康德的雄心勃勃的三大批判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建构与反思，就其真实的科学基础而言，主要地就是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因此，整个近代哲学是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和数学的认识方式供在哲学祭台的中央，以一种纯粹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去反思思维和存在统一的逻辑。
这就是说，近代哲学据以反思理论思维前提的手段是逻辑，反思的目标是描述和解释思维和存在统一的逻辑。
这种逻辑，包括经验得以形成和转化为思想观念的逻辑（经验论的逻辑）、理性直观得以实现并演绎为观念系统的逻辑（唯理论的逻辑）、思维把握存在的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自我实现的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
逻辑是整个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
它所达到的最高成果，就是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黑格尔的逻辑学。
泛逻辑主义，是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就是对泛逻辑主义的批判；现代西方哲学对科学的前提批判，就是对用自然科学的逻辑来理解人的思维方式的批判。
文化批判，就是在对理论思维前提的理解中，注入强大的、丰富的、非逻辑的人文内涵。
20世纪的哲学文化批判，是以19世纪后期以来的人文学科的兴起为前提的。
直到19世纪中叶，真正称得上科学的学科，就是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
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自然科学从“搜集材料”
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
的科学，显示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因而构成辩证法理论的自然科学前提。
[60]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诞生以前，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一直处于草创的漫长过程，还不具有系统化的科学范畴体系，因而也无法以成熟的形态构成辩证法理论批判反思的对象。
这样，在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哲学批判中，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批判之外，从总体上说，都没有达到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人文理解。
19世纪后期以来，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文化学等人文学科勃然兴起并取得长足发展。
它为哲学从人文视野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提供了基础，也向哲学提出了对理论思维前提进行文化批判的要求。
在近代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中，把一切非逻辑的、非理性的人文因素，都当作不可理喻、不可名状、无法解释的东西排斥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外，或者像黑格尔那样，把想象、情感和意志都复归于思维。
其结果，“理性的东西”
变成了先天的获得物（康德）或逻辑上的先在性（黑格尔），“非理性的东西”
则变成了逃脱于理性的批判之外的神秘的存在。
现代西方哲学对理论思维前提的文化批判，一方面是从人文立场批判地考察那些被归结为先天的获得物或逻辑上的先在性的“理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则从人文立场批判地考察那些被近代哲学排斥于理性批判之外的“非理性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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