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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致力于寻求人的文化世界的“意义”
，或者像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寻求文化的“众多变奏的主旋律”
。
在人与世界的对话中，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常识、宗教、艺术、科学、伦理和哲学——都在揭示并且创造世界对人的“意义”
，在人与人（主体间）的对话中，各种文化传统、文化模式得以沟通，历史的视野与个人的视野得以融合，从而揭示并且创造出历史对个人和个人对个人的“意义”
。
由此可见，当代的解释学理论、意义理论乃至广义的文化哲学理论，既是对沟通各种文化形式的“第一种对话”
的有力支持，也是对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二种对话”
的重要努力。
它在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所嵌入的“意义”
问题，从一个新的视野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沟通哲学与个体心灵和个体体验的“第三种对话”
，也许应该追溯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以及克尔凯郭尔这些19世纪后期或中期的哲学家们。
他们反对黑格尔的“冷冰冰的逻辑”
，关注人的生命、情感和意志，认为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存在，哲学给予的不是世界到底怎样而是人如何生活，哲学诉诸的不是逻辑的演绎而是心灵的体验。
这是一种由微而显的所谓“诗化哲学”
。
这种诗化哲学与黑格尔的逻辑的融合，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
中实现为“此在”
的本体论。
海德格尔认为，要破解“存在”
的意义，首先必须找到那种能够对“存在”
发问的“存在者”
，而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
[58]。
“此在”
就是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
他把对存在问题的研究归结为对“此在”
的研究，也就是把哲学本体论归结为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本体论。
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海德格尔以思辨与体验相融合的形式而构成了系统化的存在主义理论。
在当代，它表现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的精神分析哲学、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为代表的人格本体论。
法国哲学家保罗·萨特从本体论上把全部的存在区分为“自在的存在”
和“自为的存在”
，把考察“自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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