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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软”
科学、“精密”
科学和“非精密”
科学、“定量”
科学和“定性”
科学，“通常是为了贬低‘软’、‘非精密’和‘定性’的科学”
。
[42]
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试图通过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而使之成为“科学的”
哲学。
正因如此，它不仅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对立起来，而且因此排斥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伽汀提出，应该以是否具有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预见性这四个方面作为科学分界的标准。
他认为：在人文科学中不存在什么使一致和发展成为可能的共同准则；用意义和价值范畴内的术语对人类所做的描述没有客观性；人文科学理论的失败是由于它没有按特定方式观察自己而不是由于被证伪；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回顾性的而不具有预见性。
[43]这样，他就明确地把人文科学驱逐出科学，从而也就把人文科学排斥在科学哲学的视野之外。
然而，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观是与现代科学以及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
[44]
现代科学正以各门科学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纵横交错而又内在统一的整体网络而构成科学的“连续链条”
。
作为现代科学的哲学反应，瓦托夫斯基试图以科学哲学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互理解，并从而达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瓦托夫斯基认为，康德把“人类理性的法则”
分为“自然法则”
和“道德法则”
，并提出探讨自然法则的自然哲学回答“是什么”
的问题，探讨道德法则的道德哲学回答“应该怎样”
的问题，就已经构成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
它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长期以来双峰对峙的深刻理论根源。
从理论上消解这种对立，就不仅必须重新探索“理解科学的哲学是什么”
和“哲学理解的科学是什么”
，而且需要以某种富于创见性的理论去阐述如何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即对“理解”
本身做出系统的理论解释。
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一般地理解科学，而是对科学理解的理解。
科学的直接意义在于，它为人类提供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概念系统。
赖欣巴哈曾提出，科学的发展“代表着一条抽象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
它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已把人类的思想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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