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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或文化世界）出发，通过研究“世界3”
的内在矛盾，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追问“世界1”
和“世界2”
的关系问题。
在这种追问中，明显地凸显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联结点”
或“中介环节”
，从而在更加丰富的侧面揭示了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
这就是说，不管现代西方各种派别的哲学家们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明确地否认哲学基本问题），他们在实际上都无法回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但是，正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倾向是否认哲学基本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语言学转向”
中，往往出现两种极端倾向：或者极力回避蕴含在这种转向中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诸种矛盾，把这些矛盾作为“形而上学问题”
而予以“拒斥”
，试图以一种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姿态去探讨“具体问题”
；或者极力夸大蕴含在这种转向中的诸种矛盾，把思维和存在、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科学与哲学等矛盾关系推向互不相容的两极，同样以一种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姿态去宣扬真理的多元主义、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的非决定论。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还在总体上颠倒了“语言”
与“实践”
的关系。
语言当然是思维和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结点”
或“中介环节”
，但语言并不是最根本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
语言不能说明人的实践活动，相反，只有用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说明语言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才能说明蕴含在语言之中的诸种矛盾关系。
实践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的基础。
“实践的转向”
是现代哲学的精华，“语言的转向”
只有被扬弃为“实践的转向”
的内在环节，才能获得它的真实意义和合理形式。
因此，全面地说，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具有二重性：就其追问和具体研究人与世界的中介环节而言，它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就其片面地夸大文化的某些环节并否认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言，它又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这就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批判地考察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探索它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用何种理论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汲取其积极成果，把它转化为当代辩证法理论。
（二）人的文化世界与文化批判
“语言学转向”
的直接的哲学结果是凸显了人的文化世界。
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自然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存在物一样生存于“自然世界”
；人作为超越自然的社会存在物，则特殊地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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