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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除开上文所引述的一切人为的压迫和剥削外，又受自然的摧残，一有水旱，便不能生活：
困穷之民，田多者不过十余亩，少者或六七亩，或二三亩，或无田而佣佃于人。
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况复旱涝乘之，欲无饥寒，胡可得乎？（229）
或有疾病，便致流离：
农民之中，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或四五十亩者，当春夏时耕种之务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
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
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其室家。
穷困流离，职此之由。
（230）
或不能备牛具种子，无法耕种自己的田土，只好降为佃农，或乞丐度日，到处漂流。
《明英宗实录》卷三四记：
正统二年（1437）九月癸巳，行在户部主事刘善言：比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子耕种，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室八九。
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远役，以故举家逃窜。
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广西布政使周干奉命到苏、常、嘉、湖等府巡视民瘼。
据他的报告，民之逃亡皆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粮长弓兵害民所致：
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其八也。
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
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
又如杭之仁和、海宁，苏之昆山，自永乐十二年（1414）以来，海水沦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余顷，逮今十有余年，犹征其租，田没于海，租从何出？常之无锡等县，洪武中没入公侯田庄，其农具水车皆腐朽已尽，如而有司犹责税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
粮长之设，专以催征税粮。
近者常、镇、苏、松、湖、杭等府无籍之徒，营充粮长，专掊克小民以肥私己。
征收之时，于各里内置立仓囤，私造大样斗斛而倍量之，有立样米抬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约收民五倍。
却以平斗正数付与小民，运付京仓输纳，缘途费用，所存无几，及其不完，著令赔纳，至有亡身破产者，连年逋欠，倘遇恩免，利归粮长，小民全不沾恩。
积习成风，以为得计。
巡检之设，从以弓兵，本用盘诘奸细，缉捕盗贼。
常、镇、苏、松、嘉、湖、杭等府巡检司弓兵不由府县佥充，多是有力大户令义男家人营谋充当，专一在乡设计害民，占据田产，骗耍子女，及稍有不从，辄加以拒捕私盐之名，各执兵仗，围绕其家，擒获以多桨快船送司监收，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必厌其意乃已。
不然，即声言起解赴京，中途绝其饮食，或臧害致死。
小民畏之，甚于豺虎，此粮长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
（231）
苏、松、常、镇、嘉、湖、杭一带，是全国财赋中心，农民所受的压迫，从一位政府官吏口中的报告已是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更可想见了。
各地的赋役都有定额，由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负责输纳。
逃亡的情形一发生，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一部分农民便为已逃亡的农民负责，尽双重义务。
原来自己所负的一份已觉过重，又加上替人的一份，逼得没有办法，也只好舍弃一切，跟着逃亡。
这情形中最先倒霉的是里长，《明成祖实录》卷九十九记：
永乐七年（1409）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县言：“县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而税粮尚责里甲赔纳，侵损艰难，请暂停之，以俟招抚复业，然后征纳。”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
若令里甲赔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又逃徙，租税愈不足矣。”
次之是贫农，例如沅陵县的农民，多因赔纳而破产：
正统元年（1436）六月戊戌，湖广辰州府沅陵县奏：本县人民因多陪纳税粮，充军为事贫乏，将本户田产典借富人钱帛，岁久不能赎，产去税存，衣食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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