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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者，理也”
，是指物质自身运动的法则即是“理”
。
所谓“其命，理之流行者也”
，说的是这种法则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状态。
因此，“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
[25]；而郡县制之不可废，也是“理而能然”
，自有其理所致。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王夫之又从守令、刺史“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
的特权这一历史事实指出：“势相激而理随以易。”
[26]这是指出了“理”
也不能脱离“势”
的变化而一成不变，此即所谓“势因乎时，理因乎势”
[27]。
时总在变化，势与理也就随之变化。
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王夫之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
他认为，评论历史、看待现实，只有“参古今之理势”
[28]，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辨析精辟的兴亡论。
一部《资治通鉴》，其旨在于“论次历代君臣事迹”
，以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的根据。
《通鉴》有胡三省注，主要是注其内容；《通鉴》有王夫之论，主要是论其思想。
《通鉴》有此二书相辅，司马光可以无憾。
王夫之的论，范围虽广，但基本上是围绕着治乱兴亡而展开的。
如他自己所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29]可见，王夫之的论，已远远超出了《通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具有独创的性质。
《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亡治乱，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是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
他指出：“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
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
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
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
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
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
[30]这是从秦、汉论到宋、明，阐述有无谀臣、君主是否“好谀”
对于国之存亡的关系。
他进而指出：“好谀者，大恶在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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