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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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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学的通俗形式
在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史学获得了更加丰富的通俗形式,从而使这时期的历史教育也具有新的特色。
大致说来,明代学人在使史学取得通俗形式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对前人历史撰著的节选、摘录、重编,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节本、选本、摘抄本、类编本、重撰本等,名目繁多。
关于节选旧史,有通史、皇朝史和史论。
马维铭撰《史书纂略》220卷,取“二十一史”
本纪、列传,各撮取大略,依通史体例,汇成一书。
姚允明撰《史书》10卷,自三皇迄于元代,采集史文,节缩成书。
这是通史性质的;关于皇朝史方面的,如茅国缙撰《晋史删》40卷,钱士升撰《南宋书》60卷,王思义撰《宋史纂要》20卷,张九韶撰《元史节要》14卷等,都是根据原史节选、缩写而成。
这些书,或删之过简,或不明史例,质量都不高,也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
关于史论,有项笃寿的《全史论赞》80卷,有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和沈国元的《二十一史论赞》,各36卷,都是节选历代正史史论会辑成书。
其中沈国元还加以圈点、评议,他的评议如同批选时文,未见有多少史识。
这一类书,未可作为著作看待,它们的产生,都是因旧史分量繁重欲求其简。
从这一点看,它们还是反映了社会的需要。
关于摘抄旧史。
明人的史钞,既多且杂,摘抄的内容大多因人而异,有的甚至是随意杂抄,没有多少价值。
也有一些史钞,是反映了摘抄者的兴趣和目的。
如茅坤的《史记钞》65卷,是删削《史记》之文并略施评点,反映出摘抄者对于古文的兴趣。
赵维寰的《读史快编》44卷,是于诸史中摘录其新异之事,始于《史记》,迄于《新唐书》,反映了摘录者猎奇的主旨。
杨以任的《读史集》4卷,是摘录、编辑诸史中事迹之可快、可恨、有胆、有识者,分为4集,每条之下略缀评语。
有龚一柱序,称:“古今记载皆史也,要在出于喜怒哀乐之自然者也。
夫是,则率性是史,又何俟读?读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后古人而鉴其情也。”
[55]这大致写出了编录者的目的。
这一类书中,还有不少是着眼于史书的字句、辞藻的,如凌迪知的《〈左〉〈国〉腴词》、《太史华句》、《两汉隽言》即是。
它们对传播完整的史事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毕竟还是扩大了史书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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