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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促进了方志在内容上的规范化。
此后，有代宗朝于景泰七年（1456）撰成的《寰宇通志》，凡38目、119卷，由陈循等主修；有英宗朝于天顺五年（1461）撰成的《大明一统志》，凡19目、90卷，由李贤等主修。
以上两书，皆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编次，分记各目有关内容，是流传至今的两部明代全国总志。
全国总志的频频编纂和不断向地方“征志”
，推动了各府、州、县的修志工作，时人谓之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
[41]这话道出了方志的重要地位和广泛的社会性。
不少州、县志屡有改修、增修，修志成为传统。
明代在方志撰述上的另一特点，是省志撰述的创制和定型。
省志，是各布政使司的通志，当时多以“通志”
为名，也有称“总志”
、“志书”
或其他名称。
明代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三省，故通志实为省志的专称。
《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了《山西通志》、《山东通志》、《河南通志》等10余种，而现存明代各种通志要多于这个数目。
有的通志一修再修，以至于三修，可见通志的修撰已受到地方大吏的普遍重视。
这在方志编纂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区域的自然状况、社会历史状况的视野扩大了，是修志工作新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政治上看，通志是全国总志和府、州、县志的中间环节，它对人们思想上和心理上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历史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
明代在方志撰述上还有一个特点，是开创了边关志、边镇志、卫志这一方面的方志门类。
这当然是军事上的需要，但它扩大了方志的内容，也充分证明了修志的现实意义。
《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这类方志，有郑汝璧《延绥镇志》8卷、刘敏宽《延镇图说》2卷、刘效祖《四镇三关志》12卷、苏祐《三关纪要》3卷、詹荣《山海关志》8卷、许论《九边图论》3卷、魏焕《九边通考》10卷、霍冀《九边图说》1卷、范守己《筹边图记》3卷、刘昌《两镇边关图说》2卷、翁万达《宣大山西诸边图》1卷、杨一葵《云中边略》4卷、杨时宁《大同镇图说》3卷、张雨《全陕边政考》12卷，及《天津三卫志》、《岷州卫志》、《洮州卫志》、《甘州卫志》、《潼关卫志》、《兴隆卫志》等。
其中，《四镇三关志》记蓟、昌、保、辽四镇和居庸、紫荆、山海三关，分建置、形胜、军旅、粮饷、骑乘、经略、制疏、职官、才贤、夷部十考；《山海关志》有地理、关隘、建置、官师、田赋、人物、祠祀、选举诸目，并有附图；还有《明史·艺文志》未著录的郑晓《九边图志》等，都是知名的边关边镇志。
[42]
明代的方志撰述中也包含着关于方志的一些理论上的认识，它们散见于不少方志的序文中，因而大多是零星的和片断的。
如果把有关的序文选辑成编，还是多少可以看到这种理论上的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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