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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
，遵杜佑《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
的思想，以农田、方田、赋税、布帛、和籴、漕运、屯田、常平义仓、课役、赈恤为上篇；以会计、钱币、会子、盐、茶、酒、坑冶、矾、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为下篇，共22目、14卷，大致反映了宋代的经济面貌和有关制度。
《艺文志》8卷，是继《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历史文献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宋宁宗以前所著录文献采自宋之旧史，宁宗以后70余年者为元史臣所补，分经、史、子、集四类，著录文献9819部，合119972卷；其中虽有重复、漏载，但仍是反映唐宋以来历史文献存佚、增损变化的重要目录书。
其中子部儒家类，宋人著作占了五分之四，足见宋代儒学的兴盛。
《宋史》撰者在诸志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
如《食货志》序指出宋代租税征榷制度虽“无以大异于前世”
，但在政策上却“易动而轻变”
，而“儒者论议多于事功”
的学风也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实施。
《艺文志》序说：“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
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
[59]说明撰者是站在维护“道德性命之学”
的立场上的。
但这跟《瀛国公纪》后论里说的“仁之弊失于弱，即文之弊失于僿也”
[60]，似不尽吻合。
撰者论元之平宋，是张扬“天命”
“历数”
之说的。
但在《五行志》序中又说：“德足胜妖，则妖不足虑；匪德致瑞，则物之反常者皆足为妖。
妖不自作，人实兴之哉！”
这显然是在强调人事的重要了。
所有这些，说明《宋史》撰者在历史观点上的庞杂和矛盾。
《宋史·宰辅表》5卷，载北宋居相位者72人，位执政者238人；载南宋居相位者61人，位执政者244人。
其意在于：“岁月昭于上，姓名著于下”
，“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见矣”
。
《宋史》列传记2000多人，可谓正史中记人之盛举。
其类传中新增《道学传》，置于《儒林传》之前，凡4卷，分记周敦颐、程颢、程颐和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
其序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
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61]并认为这是“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
。
这反映了撰者崇尚道学的思想倾向，也写出了宋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特色。
辽、金、宋三史，《辽史》简洁，《金史》规范，《宋史》丰满，虽不免各有瑕疵，然在历代正史中，都各具特色。
它们同《蒙古秘史》、《国朝名臣事略》、元代历朝实录等撰述相映成辉，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史学之民族内容的空前丰富，从而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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