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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修养论在古代史学理论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论史家修养的人很多，而所论基本范畴则源于孟子所概括的事、文、义。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180]他从历史的变化讲到春秋时期国史的发展，其中重点是论孔子所作的《春秋》。
孟子认为，一般的国史所记之事不过是齐桓、晋文之类，其表述是记载历史的笔法，只有孔子的《春秋》继承了《诗》中所包含的大义。
战国以后，史学上讨论史家修养或史学批评一般都要涉及史事、文采、见识这三个方面。
大凡有成就的史家，不仅重视史事与文采，而尤其重视历史见识方面的修养。
在这方面，《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有很强的自觉意识。
他撰《后汉书》，于序、论上尤下功夫。
他自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
至于《循吏》从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
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181]范晔对自己所撰的序、论、赞的评价，或扬之过高。
但他的序与论，确是上乘之作，他强调“精意深旨”
，正表明他对于历史见识方面修养的重视。
他对“赞”
的自我评价，说明他也十分重视文采。
在史事的“整理”
上，他认为与《汉书》相比“未必愧也”
。
他还重视史例，说：“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
从这些方面来看，范晔在史家的自我修养方面有很高的自觉性，也有很深的造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惜他的“纪传例”
已不存，难以窥其全貌了。
《文心雕龙》一书虽出于文学评论家刘勰之手笔，但其中的《史传》篇却是较早讨论史学理论的专文。
《史传》篇涉及史学理论的几个方面，其文末赞语说：“史肇轩黄，体备周、孔。
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182]这几句话可以依次概括为体、事、义、文、直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不是指一个史家说的，可以看作是对史学的综合评论，也可以看作是关于史家修养的综合性概括。
宋代以下，在史家修养论方面所可称道者，一是宋代曾巩，二是清代章学诚。
曾巩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修撰等职，参与过一些校正前史的工作，并为此撰写了有关序录，反映出他的史学见解。
《南齐书目录序》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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