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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人”
与“国家”
同史学的关系相提并论，以前也不曾有过。
唐太宗曾经说过：“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175]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卓识。
刘知幾提出“史之为用”
这个概念，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是有特殊意义的。
最后，刘知幾关于“史之为务，厥途有三”
的论述，也包含着从理论上说明史学功用的几个方面。
中唐以后，史学家经世致用思想有了明显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充实了功用论的内涵并使其具有鲜明的社会实用目的。
杜佑《通典》自序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他强调历史撰述的主要目的是“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
[176]。
李翰所作《通典》序，详论《通典》“经邦”
、“致用”
之旨，是阐述史学经世致用理论的大文章。
杜佑的撰述旨趣，反映出他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两点是不同于前人的。
第一，他突破了在史书中主要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总结治乱得失的模式，进而深入到从各种制度的兴革流变对历史上的治乱得失做全面的考察。
事件、人物不能完全排除偶然的因素；而制度、政策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史学的功用，是功用论的重大发展。
第二，他突破了史家历来所强调的史学对于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以史学“经邦”
、“致用”
、“将施有政”
这一具有直接实践作用的认识模式。
朱熹认为：“杜佑可谓有志于世务者。”
[177]其中道出了杜佑的史学经世思想的真谛。
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是史学功用论的新发展。
在杜佑之后，经宋代司马光、郑樵，元代马端临，明代王圻，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祖禹，直至清中叶龚自珍，都在这方面有理论上的建树。
其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四》对资、治、通、鉴之含义的阐释，从历史认识上进一步说明了史学何以有功用，何以可经世。
他认为史学具有的功用是：“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
[178]王夫之的许多论述，多具有思辨的色彩，这是刘知幾当时所不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中国古代史学之功用论的发展，至龚自珍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179]的命题而达到理论上的高峰。
这个命题明快地表述了“史”
与“道”
的关系：道以史为基础，史以道为目的。
无史无以言道，无道则史亦无用。
这还可进一步理解为：史之为用，不应拘于一事一物，而应从明于道入手；道之为言，不应只是空论泛说，尤其是重大的道理，必先致力于史学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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