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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严格说来，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整的“新史学”
的理论体系，没有写出反映“新史学”
这一目标的权威性著作。
因此，他们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完成扬弃传统史学的历史任务。
而在辛亥革命之后10年左右，随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传入，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资产阶级史学家倡导的“新史学”
，在总的发展趋势上，也就日益失去它原有的光辉。
[1]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2]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
[3]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页。
[4]康有为：《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5]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页。
[8]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蒙古游牧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页。
[9]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蒙古游牧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2页。
[10]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续碑传集》卷二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8～19页。
[11]何秋涛：《朔方备乘》书首，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4页。
[12]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第七条，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2页。
[13]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第二条，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1～2页。
[14]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一《北徼形势考》，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11页。
[15]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四《雅克萨城考》叙，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2页。
[16]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五《尼布楚城考》，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8页。
[17]参见何秋涛：《朔方备乘》书首，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4页。
[21]魏源：《圣武记叙》，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22]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全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86页。
[23]关于《海国图志》两次增补的时间，诸说歧异，且与此二叙所署时间不相吻合，故存而不论。
[24]魏源：《海国图志》卷首《原叙》，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页。
[25]魏源：《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一·议守上》，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页。
[26]王韬：《漫游随录》自序，《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31页。
[27]王韬：《法国志略》卷六后论，淞隐庐重订铅印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28]王韬：《法国志略》卷十六《国会志》后论，淞隐庐重订铅印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29]王韬：《普法战纪》前序，弢园王氏刻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第1页。
[30]王韬：《普法战纪》代序，《弢园文录外编》卷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31]王韬《漫游随录》卷二《伦敦小憩》记：“伦敦画馆请余以日影绘像，既成，悬之阁中，而以十二幅赠予。
余题二律于后云……”
所题二诗，有“尚戴头胪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
“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
之句。
[32]参见王韬：《扶桑游记》之中村正直序，龟谷行、平安西尾、冈千仞跋，《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311～314页。
[33]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页。
[34]黄遵宪：《日本国志》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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