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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5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通史》的框架。
清初马骕撰《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
的历史哲学，反映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进展。
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
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
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
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
，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
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
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
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
的原则。
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
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
他说的“旨在独裁”
，是认为治史应提倡提出独立的创见。
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
，刘知幾主张“独断”
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
，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
章太炎“旨在独裁”
，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
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
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
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
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论著，与史学相关联的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
这里所论列的，是最能反映他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所具有的时代特点的。
在清代后期，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和发展过程中，“新史学”
是资产阶级“史界革命”
的纲领和追求的目标。
从世界范围来看，它是当时史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的反映；从中国范围来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之短暂的活动在史学上的反映，对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但是“新史学”
的倡导者、赞成者，因其政治倾向的殊异和史学修养的差别，以及对中西史学之理解与如何结合上处置的不同，因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资产阶级改良派之堕入保皇主义的泥潭，无疑局限了他们的史学家继续有所作为。
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借“史界革命”
之风起而有所述作，用以宣扬社会革命，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们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撰述，都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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