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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史学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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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学的萌生，是在中国历史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中出现的。
这个大变动开始的标志，就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马克思以洞察世界历史进程的深邃的眼光，评论了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他认为这种贸易是以走私的形式进行的）和鸦片战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抗。
他曾经这样指出：“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1]又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2]马克思的这些话，揭示了这个大变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中国近代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使它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个特点，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
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如孔子著《春秋》而尊周礼，司马迁讲成败兴坏之理，陈寿、袁宏、刘知幾重“名教”
，杜佑强调探究典制政经，司马光意在明前世之是非、考当今之得失，顾炎武等人则着重国计民生，而“彰善瘅恶”
、“彰往察来”
更是历代史家所主张的。
这无疑是一个优良的传统。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优良传统，所以当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国门的时候，史学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乃日益注入了民族危机的意识，从而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出救亡图强的要求。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的许多言论表明，他是当时具有这种时代敏感和危机意识的第一位史论家。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这种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
中国古代史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多以中国历史上的治乱盛衰、是非得失为参照系；而这时的史家则不能完全满足于这个原有的参照系，于是提出“师夷长技”
的主张，并逐步确立起以世界历史为又一个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
史学风气的这种变化，逐步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格局。
第二个特点，是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成了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上的根据。
中国古代史家，从史墨开始就有了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认识，后来司马迁提出了“通古今之变”
的撰述任务，这个命题也就成了许多优秀史家不断探索的历史主题之一。
那么历史向何处变呢？古代史学上有不同的认识。
有以三代为极盛之世的历史倒退论，有以五德终始说为根据的历史循环论，而历史进化观点在古代史学上是占主导地位的。
司马迁、杜佑、王夫之等这些最有影响的史学家，都具有历史进化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至于上溯到封建制刚刚产生的那些历史年代，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主要是历史进化的思想，是进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观察历史、说明现实的理论根据，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史学家、思想家，一方面震撼于民族危机，认识到只有变革社会才能挽救局面；一方面因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接受了外国的近代社会改良以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从而把中国史学上原有的朴素的历史变化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而君主立宪则是他们所憧憬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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