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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书所记都是“有学无才”
而非“有学无识”
，章学诚显然是据《新唐书》转录而又误录一字，以致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
因为从上引章学诚的话来看，他所谓未尽其理者，正是针对“史识”
而发，这当然就冤枉了刘知幾。
以上两点，是应当为刘知幾辩护的。
不过，有趣的是，章学诚从并非完全正确的引证中，却阐说了正确的理论，这是他的幸运。
而他明确地提出以“史德”
来丰富“史识”
的内涵，并进而以“史德”
来补充刘知幾的“史家三长”
论，毕竟显示了他的卓识。
章学诚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由“史德”
而论及“心术”
，这是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史家慎于心术，才谈得上史德。
这是章学诚“史德”
论的核心。
他说：“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
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当也。
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这一段话，在史学理论上是比较深入地讲到历史撰述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了。
章学诚首先肯定地认为，心术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即使有“君子之心”
而其自身修养却很难达到至纯至粹的境界，这是“大贤以下所不能免”
的。
既然如此，用重视心术来要求史家不是太困难了吗？章学诚很客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大凡作为“良史”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
他讲的“天”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客观性；他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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