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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唐书》占8卷。
《宋史》占7卷，《元史》占5卷；关于《魏书》的考订共3卷，有2卷是考订它的诸志。
南朝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这话先后为刘知幾、郑樵、马端临所引用。
志的撰写困难，考订更难。
《廿二史考异》对各志一一考订，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知难而进的治史精神。
在对众史各志的考订中，作者于天文、律历、地理、职官、艺文等志的考订，用力最多，价值也最高，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所不及的。
此外，此书卷四十一以整卷的篇幅考订《新唐书》的目录，实则是以两《唐书》目录、编次、体例“参互校勘”
，明其增删、变更、得失，同时也阐述了作者对于史书“义例”
的见解。
如本卷于“列传第一”
之下，作者写道：“武后，旧书有纪而无传。
新史于编年之外，别采事实为传，而不去本纪之目，较之沈既济之说为优。”
[87]这里说的“旧书”
指《旧唐书》，“新史”
指《新唐书》。
沈既济是唐朝史官，曾著文提出不当为武则天立纪，应降为后妃传。
《新唐书》有纪、有传，以国家大事编年为本纪，以个人事实连缀为传。
钱大昕很欣赏这种安排。
作者关于二十二部正史的考订，包含了丰富的“义例”
思想，此即突出一例。
钱大昕推崇顾炎武的撰述“有关于世道风俗，非仅以该洽见长”
，称道赵翼《廿二史札记》是“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
，说明他并不是只重考据而无经世思想的史家。
而他的“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
的史学思想，由崔述进一步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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